医疗器械（医用高值耗材）价格虚高，已不是医疗行业的秘密。跟药品一样，医疗器械从生产厂家经过层层环节到患者手中，价格翻几倍是常态。招标组的采购高价、医院的药品加成和患者的花钱买平安将这条加价链条链接得紧密无缝。

医疗器械经过“加价五部曲”到达患者之手

“交6万元押金，其中钛板的价格是3万元，这是进口的，我们医院只有这一个品牌。”9月初，当张伟（化名）陪同父亲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挂号看病时，一名神经外科普通门诊大夫开出了这样的诊疗方案：他父亲需要做颅骨创伤修复手术。在手术中，缺失的颅骨将用钛网替代。

钛板也称为钛网，是修复颅骨创伤最为常用的医疗耗材。“3万元应是钛网、固定螺钉及电脑塑形的费用总和，除去1000多元的螺钉和3000元的电脑塑形费用，钛网单价应在25000元左右。”从事医疗器械代理行业十多年的资深人士刘畅（化名）表示，并揭开了钛网的真实价格的面纱。

“按照15×15厘米规格，我们从国外生产厂商的进货价格平均也就6000元，9×9厘米规格的只要3300元。” 刘畅称。

钛网价格的倍增只是医疗耗材价格倍增的一个缩影。如经销商从厂商进价仅3500元的脑室-腹腔分流管，到患者手中时价格已飙升至近17000元。事实上，四至五倍的差价已成为目前中国医疗耗材行业的“惯例”。

在使用进口医疗器械时，中国患者付出了全世界最高昂的代价，因为这些进口医疗器械的价格都是经过“加价五部曲”形成的。据刘畅介绍，一种医疗器械在到达患者之前，一般要历经五个加价步骤：获取医疗器械注册证、宣传推广、委托销售代理公司、招投标定价、医院加价卖给患者。其中，后两个环节的加价比例之和高达最终销售价格的70%～80%。

价格飙升的“合理”逻辑

进口医疗器械的价格得以完成实质性飞跃的阶段，就是投标定价环节。与代理商的进货价相比，中标价往往翻了数倍。

有人说，不能期望集中招标采购解决医药卫生体系中的所有问题，需要配套系统的体制机制改革。但我们看到，在诸多医改新政中，这是各地主管部门落实文件政策动作最快的领域。其中难掩“揽权”意图。

事实上，以医务人员为主体的评标专家具有强烈的高位定价动机，也是医疗耗材高价格的受益者之一。

“按照目前的行规，医生使用医疗耗材的回扣（医疗器械行业的惯用语言为“促销费”）比例为医院进货价的30%～50%，价格越高，回扣自然越多。”刘畅举例说“使用索菲亚的抗虹吸式脑室-腹腔分流管，科室可得到回扣4000元，这比普通分流管3000元的售价还要高，但大多数病人其实不需要增加抗虹吸功能。”。

在实际中，医生作为评标专家具有双重身份（医疗耗材的评标者和使用者）。虽然集中采购专家库根据产品的专业应用特点设不同组别，由临床、设备采购和管理专家组成，但由于医疗耗材的专业性极强，一般卫生系统的人员难以胜任，他们往往要听取评标专家组的意见，而专家组的成员又是某个医院的科室主任或者院长。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招投标制度在中国出现了采购方希望提高价格的现象。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自身利益，评标专家也要考虑同行的利益。“不能因为把价格压得太低使同行利益损失太大，否则今后可能无法在医疗界混了。”刘畅说。

除了医生专家，招标组具有决策权的成员，都成了代理商公关的对象，存在很大寻租空间。

由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处于“食物链”末端的患者及家属，除经济条件不允许外，基本遵从医院的推荐。多数患者也认为，使用昂贵进口医疗耗材的疗效会更好。

从历年中标医疗耗材的生产地来看，进口耗材的比例占绝对优势。刘畅说：“现在的怪现象是，只要是进口品牌，价格越高，销量越好。”

医疗耗材加价的背后更是体制的问题

在医疗器械代理行业资深人士看来，降低进口医疗耗材价格的方法或许非常简单。刘畅说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只需查询世界上代表性国家对某产品的医院进货价，取其平均值代替中国医院进货价，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合理的医院加价比例，或者根本不再加价，最后设定最高限价。”

医疗耗材加价的背后，更是医疗卫生机制体制问题。

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医院与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定价过低，现实上医院与医生通过药品或医疗耗材收入得到补偿。更重要的是，药品与医疗耗材政府定价与加价政策、卫生行政部门招标采购等助推了医院偏好高价耗材。

“看病贵的根源是政府不当的价格管制，可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来解决。”医改研究者、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医药行业中心合伙人王宏志分析。

“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历年数据每年拨给医院固定金额，即采取总额预付制，其结果是医院的收益=收入-成本，收入即拨付的固定金额，医院则会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收益，药品及耗材的价格自然会降低。”王宏志认为。

“最后还要回到卫生系统体制机制改革层面，不能再使用集中招标等已经证明失败的手段，来试图遏制医疗器械价格虚高。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要真正去做。”一位医改专家分析。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