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利润最大化”、“无利不起早”成为一部分人认可并尊崇的“丛林法则”。置身于这个时代的医生自然也未能例外，过度医疗备受诟病。而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一传统文化的感召下，出现了一批反对借医技贪图名利的医学大家。让我们走近这些医学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人格魅力。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篇中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

龚信：《明医箴》中提出“今之明医，心存仁义。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

李梴：《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治病既愈，亦医家分内事也。纵守清素，借此治生，亦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他还说：“病愈后而希望贪求，不脱市井风味者，欺也。”

吴塘：《吴鞠通行医记》中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

费伯雄：“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许多医家不仅提倡重义贱利的伦理观，而且还身体力行，做出表率。

扁鹊救活虢国太子，不受金帛绘彩之赠。华佗一生三次放弃功名利禄，甘愿行医民间，四处奔波，解除患者疾苦。他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宁可被杀，也不愿只为少数人服务。

汉末名医董奉，长期隐居庐山，专为贫民治病，不取报酬，并尽力赈济贫困者，留下来“杏林春暖”的佳话。

宇文虚中在《书证类本草后》中说：北宋著名药学家唐慎微“其为士人疗疾，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就这样，唐氏经过几十年努力，既治愈了大批病人，也积累了大量医药素材，最后，编辑而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0卷，60余万字。

《宋史·方技传》记载：北宋医王庞安时“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人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与学生罗天益第一次见面，劈头就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直到罗天益回答“亦传道耳”时，才欣然收其为弟子。此后10年，罗天益既学到了李杲良好的医德，又得到了其医术真传。

元代罗宗之为《活幼心书》作序，说：元代著名儿科医家曾世荣“未尝以病家之贵贱贫富而异用其心。或遇窘乏太甚之家，亦随力捐资，济其粥，以故全活者众。”

明代医家潘文元医术高明，行医施药不计报酬。行医30年，仍贫得几乎没有土地。他死后，当地百姓全都出来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远怀念，留下“万人空巷”的传说。

明代医家范彬遇到贫苦的患者就接到家中免费治疗，还供给饮食。清代医家于省三“遇贫无力者贳之”，累积数千金之多。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