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还记得《心术》里因受了委屈而离开医院改行做律师、专接医疗官司案的那个医生吗？小说源自生活，在现实中也有这样一名医生，他叫任立峰，曾是鄞州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80后的他是医院的业务骨干。2012年，就在《心术》热播的时候，他递交了辞职信。一名业务骨干为何要辞职？他从医生到律师的心路历程，或许为当下医患关系的另一种注解。

5年寒窗苦读学医路

1999年填志愿的时候，这名1980年出生在鄞州横溪农村的小伙没什么主意。班主任说，计算机和医科好找工作。高考前一直埋头读书的任立峰由于对电脑一无所知，最终决定学医。

当年，他考进温州医学院（现在的温州医科大学），读了眼视光学，在第一堂课上宣读神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时，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改行。

大学生活和当初想像的大相径庭。傍晚，宿舍区早早就陷入寂静和黑暗，同学们晚饭前就去教室占座，考试前常常要备考到凌晨两三点。不过，当时养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效律，在后来准备司法考试的时候帮了他很大的忙。第一次上解剖课时，很多人被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呛出了眼泪，那被泡得发紫的尸体有点变形了，刺激着每个人的视觉。但很快，大家都习惯了，没人觉得尸体可怕，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有人早上怕迟到，喝着豆浆吃着包子去上解剖课；考试前教室占不到位置，就在白天躺过尸体的解剖台边温习，累了还会在上面眯一会儿。

大一的时候，同学们曾在老师的监督下接受盲人体验，连续一天，用厚厚的黑布蒙住眼睛，在宿舍里要求完成刷牙、洗脸等最基本的事情，目的是希望他们了解盲人的痛苦，今后能免于职业性的麻木和无情。黑暗中的体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专业有多么重要，怀着一心一意做良医的心愿。

那会儿考医学院的都是成绩很好的，竞争非常激烈，进大医院很难。2004年，当任立峰知道鄞州人民医院有意录取他时，他果断放弃了考研和留校的机会。从2004年至2012年，任立峰做了8年医生。

8年从医生涯：理解患者的心情 无奈医生的遭遇

8年不算短，但只是绝大多数同行职业生涯的一个零头。从门诊大厅贴着的照片看，从业三四十年的专家一抓一大把，七八十岁退休了还在坐诊的也大有人在，这是一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

谁都是从菜鸟开始的，他的第一次门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医院在百丈路上的新院区还没有投入使用，在中山东路上老门诊楼里，几个医生在一个房间里看病。坐在络绎不绝的患者面前，任立峰嘴上问着病情，却不时拿余光瞥一眼坐在旁边的资深医生，有他们在，他心里就踏实些。书本上的知识大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经验。经验是在独立思考和反复纠正中积累的，每个医生都要走过这一步。

三年后第一次主刀做手术，他在术前谈话时向家属撒谎了。最常规的一个翼状胬肉去除术，患者和家属紧张得要命。他们不知道的是，坐在对面看起来一脸淡定的年轻医生心里比他们更紧张。

任立峰知道，家属是在担心他太年轻。家属犹豫了几次，终于开口问：“任医生，这种手术你做过不少了吧？”他笑笑：“那当然，我做的多了。”不这么说，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交给一个第一次主刀的医生。

手术开始了，当无影灯亮起来的时候，当显微镜下小小的还没有指甲长的手术刀伸向脆弱的眼球，任立峰觉得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因为那真的是人的眼睛。

专家在旁边指导，只是不能像平时那样直接。眼科手术是局麻，他们说什么，手术台上的患者一清二楚。所以必须字斟句酌，不能让人听出主刀医生是个新手。在这点上任立峰很羡慕那些做全麻手术的外科医生。

他完全理解患者的想法：凭什么花我的钱，给你们练手？但是没有机会练手，新医生怎么可能提高？

多年后，一天五六台手术变成了常事，但他丝毫没变得轻松。“不是每个手术心里都有底的，做完没把握的手术，晚上觉也睡不着。”这种感觉多数医生都有，科里从业20年的主任医师，也常说恨不得半夜两点钟起来去查房。刀开得越多，胆子越小，因为见过的意外太多了。

这一行太特殊，别人经手的是产品，做坏了顶多赔点钱，只有他们，一个闪失可能让患者失去光明，甚至丢了性命。晚上辗转难眠的时候他常常在想，难道这一辈子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了？

第一次被患者追打是很多年前，两个1.8米的壮汉把他堵在护士台。起因是一个糖尿病的老汉来看白内障，结果引起肺部感染，请了呼吸科医生来会诊后，开了含糖的药。

“你不知道糖尿病人不能吃含糖的药啊？”患者的两个人高马大的儿子对任立峰举起了拳头，因为他是主管医生。仗着身材灵巧熟悉地形，他一溜烟从楼梯口溜走了。这当然没什么不对，就像法律顾问说的，医生首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才能救人。后来科里出面解决，协调的结果是给患者做一套全面检查，然后减免医药费。

“凭什么？”大家都很憋屈，“就算用药不当，那也不是眼科的责任。而且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药不能用于糖尿病患者，事实证明这种药的确效果最好，检查下来也没有任何不良反应。”但是，你能天天和他们这么耗着吗？类似的事情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科里德高望重的专家，还是位女同志，因为术后视力达不到患者预期，被纠缠了整整半年。“你查房，他跟在你背后骂；你坐专家门诊，他蹲在门口跟每个人说这个医生是骗人的；你一发火，他就动手拉拉扯扯，有几个人受得了？”凭心而论，她没有错，后来患者官司也打输了。但多少人的耐心和热情，经得起这样折腾？

内心几度彷徨 转行寻找答案

当然，医生不可能不犯错，任立峰也不例外。印象最深的那一次，他虽然没被患者追究，但至今还深感内疚。

那一年他刚评上主治医师，给一个老太太做手术。患者因为睫毛方向长反了，出现流泪难受、睁不开眼的状况。很简单的手术，清理掉长乱的睫毛就行了。最后一步，他拿过助手递过来的电解笔去收缩毛孔。电解笔平时在刺激性很强的消毒水中泡着，要冲洗后才可以使用，可那一天助手偏偏忘了冲洗。

术后1个小时，患者就说眼睛痛得厉害，但是查不出原因，以为是麻药过敏，第二天一早查房，她眼睛已经肿得和鸽子蛋一样了。老太太说晚上痛得睡不着觉，坐了一夜。更糟糕的是，情况还在恶化，角膜开始发黑，红肿，他慌了神。

主任过来，一眼就看出原因，类似的情况主任10年前也遇到过一次。任立峰不敢和患者说实话，只是含糊地说：“手术比较复杂，估计恢复的时间要长一些，你有啥要求就尽管提。”

那段时间，任立峰每天要去问诊四五次，老太太也很感动。她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好了，我相信你们的。”70多岁的老人，痛得夜夜难眠，却毫无怨言，家属天天来，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一直在任立峰心里压着：“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堵着，如果做手术的是我妈，早就去理论了。”

老太太为此多住了一个多月院，日后过来看别的病，还特意来看他，说他是好医生，还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想把邻家女孩介绍给他。任立峰说，他感激那个老人一辈子。即便受过不少委屈，但他依然坚信多数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

只是，他绕不开心里那个疑问：如果老太太家属闹一闹，说不定也能拿到一些赔偿。说到底，还是老实人吃亏。这个社会，到底是鼓励我们做老实人，还是做恶人？

也许法律可以回答，这也是他后来选择做律师的其中一个原因。2009年，任立峰开始准备司法考试。整整2年，没有超过3天的长假，根本不可能参加补习班，见缝插针地看书，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周二和周四是常规手术日，周一和周三要坐门诊收病人，每周至少4个晚上不敢超过10点睡觉。其他的时间，往死里看。

5年的寒窗苦读，8年的执业生涯，统统放弃，一切推倒重来。家里没有一个人同意，父母说，主治医师都评上了，还折腾什么，过两年就能看专家门诊了，说出去我们脸上也有光；老婆说，安分点不好吗，家里有人生病，你在医院也方便，你咋就不替我们想想呢？

“可是谁又能理解我呢？”任立峰一声长叹。改行不是因为受到具体哪件事的刺激，他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纠结中，心累了。比如，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写病例。这活看起来很没技术含量，却可能是医生生涯的终结书。以备将来万一打官司，你要认真推敲每一个字，争取万无一失。这和他当时作为医生在旗帜下的誓言差距太大，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现在却变成了保护自己；有的医生为了不被医患官司纠缠，会给病人最保守的医嘱。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到离开那一年，他的基本工资是1400元。当时专家门诊主任医师的诊疗费才7元，副主任5元，而医院对面的一家牛肉面店，一碗面也要几十元。而时不时发生的医患纠纷，更是考验着每个医生脆弱的神经。

说到底，人人都以为进医院是消费，花钱买命，买医生服务。花了钱，特别花了自己的钱，病就该看好。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医生和每小时68元的足底按摩师没什么区别。既然提供不了百分百满意的服务，那就走吧，“不想做足底按摩师了”。

离开医生的岗位 专接医疗纠纷案

司法考试通过后，任立峰立即提交了辞职信，不给自己犹豫的时间，不留退路。要走就趁着年轻走，如果真的做了副主任医师甚至主任医师，那就再也走不了了。

4月辞职，办完繁琐的手续已是10月，随后他入职红邦律师事务所。对方看中了他的医疗从业背景，医疗官司专业性太强，对于很多没有医学背景的律师来说，就算证据都摆在眼前，也未必看得懂。

一年后，任立峰拿到了律师执业证，可以独立出庭。不到半年时间，他接了3起医疗纠纷的案子。他觉得这比其他官司好打，因为收集证据并不难，只要病历齐全就可以。他还有自己的优势，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医院的情况，没有谁比他更擅长挑出病历的漏洞和医生的疏忽。这是用10多年的专业知识，调转枪头对准曾经同一战壕的战友吗？

任立峰坚决否认，他只希望患者能用一种更理性、更合法的途径维权，而不是直接把拳头对准医生。这个世界总需要公平，不能老让老实人吃亏。

他说他有自己的从业原则：无理要求的案子不接，要求过份的案子不接。前几天，有个患者家属找到他，说已经花了几万元请人到医院闹过，但还是没结果。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人，就找理由推掉了。还有另一个原则是，涉及鄞州人民医院的案子也不接。“前几天就有人来咨询过，我直接告诉他，这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被告是我哥们，我不能帮你。”

这就是做律师的好了，你可以自己权衡然后选择接不接这个案子，风险自己可以控制，而医生是没有选择的，因为规定了首诊负责制，“不得推诿病人。”另一个区别是心安定了，官司就算打输了，大多是当事人的经济损失，时间会冲淡一些。而生命是不可逆的，身体的残缺会永远留在那儿，提醒着你的失败。

刚刚开始做律师，收入并不比以前多，但是他觉得完全在凭能力吃饭。“去年我们所里有个律师赢了一场官司，把车换成凯迪拉克，大家都觉得他很牛逼；如果是个医生，突然开了辆好车，大家肯定会说，不知道又拿了多少回扣。”

任立峰说，既然当不了高尚的医生，那就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律师吧。改行的那一年，孩子刚刚出生，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做一个好爸爸。当时圈内流传着一句话，说绝不让孩子做“医二代”，但对这个曾经全身心投入的行业，任立峰依然没有死心。

“将来做什么，让孩子自己选择吧。也许再过二十年，环境又变了呢？”

一名优秀的医生，由于当前医患关系中患者对医生的极度不信任、极度不理解而被迫转行。医生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神！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