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风光无限的医生忽然宣布要离开体制，这无疑需要勇气。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们对这个人群和职业的基本想象，因为现实是当前体制内仍然是中国医生精英们最重要的发展平台。体制，仍然是主导中国医疗向前的决定力量。那么，这位本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为什么要离开体制内呢？

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医生。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晋升为主治医生，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可他却选择放弃。

王森表示，工作量太大了。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很多时候，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身盖无菌布，只露出紧闭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王森。王森拿起手术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待手术结束后，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

王森说到，更为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

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挂个号这么难，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这么多矛盾……”王森表示，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

首先，医疗本应精益求精，现实却是“多多益善”

在中国做医生，不仅要精进医术，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因为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于是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

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现在却是“多多益善”。对于王森来说，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

平均住院日，就像吃饭的“翻台”一样，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比如院长、主任，周转率高了，平均住院日缩短了，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他们会很有面子。

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就扣除奖金。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

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甚至七、八台，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没有人反抗，大家都逆来顺受，随波逐流。

其次，物质回报不尽如人意

在中国，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通常需要七至八年，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

“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币），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剩下的都是靠奖金，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手术的提成，按照比例分配。”

“我工作的医院科室，刚毕业的‘小大夫’（指年轻医生），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副主任、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万。基本上，（这三四万）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

“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大牛’（指权威医生），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

“你想想，一个属于全国顶尖、‘Top Ten’（前十名）的大夫，算上奖金，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

“现在手术收费是1994年定的，没变过”

再就是，医生常年游走在法律边缘

在中国，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灰色收入”，增加个人收益。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

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还与从事的领域、工作的科室，以及医德紧密相关。

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讲学，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有一些是“擦边”的，就是走穴，比如医生外出会诊，到别的医院做手术。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

还有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药品和器械的回扣。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或者一个钢板，都是有回扣的。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售价是5万元，（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

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

中国的医生，只有“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

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

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

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ce 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纯粹为了晋升职称。

“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

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一个医疗纠纷耗了两年时间

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

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财两空”。

患者作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

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办公室内没有电脑、椅子和茶几，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武器”来袭击。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记者表示，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因为有一次，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王森也陷入过纠纷：“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2011年，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是卵巢囊肿，她肚子疼，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手术时，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

“因为是急诊病人，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发现了还有小包块，就开始闹别扭。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要赔偿，要26万。”

“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25万是精神损失费。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整天抑郁，找不到工作，男朋友因此分手，等等。”

“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但是没办法，穷嘛，就想讹点钱。”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最后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只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

医生群体在不断的流失，而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

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却很少被社会关注。

自己感觉像是卖肉的 不像是在做医生

第一次开皮、第一次缝肚子、第一次切除器官、第一次剔除肿瘤……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就过去了。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

可惜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做完手术再看一眼。”

“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就是流水线。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不知道他/她长什么样，看一看病历，就开始了。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

“压力真的很大，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旧楼，墙皮都往下掉。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抢电脑、写病历。一个屋子里只能放10台电脑，有40个医生去抢。”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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