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制度从提出发展到现在，经历过顺境也经历过逆境。并且无论是各地政府还是国家都对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当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据悉去年，相关报道称“我国超5亿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但在一片形势大好的当今，家庭医生的现状却并非如此乐观，人才紧缺情况仍然非常严重，令人担忧。

在今年两会的休息时段，两位全国医生的一段对话，引来了不少代表的同感，更让我们对真实情况下的全科医生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

代表甲：“现在基层医生太缺了。”

代表乙：“是啊，我小的时候，农村里还有很多赤脚医生，现在都不见了。”

代表甲：“某种程度上，赤脚医生就是现在的全科医生，可惜基层留不住人啊，能怎么办？”

对此，有代表委员指出，推行全科医生制度是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解决“看病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想要实现目标，还需制定更加详细的措施，稳步推进。

众所周知，为了推动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各地方政府也是频出激励和奖励措施，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全科医生岗位对医学人才的吸引力，但是从代表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全科医生仍然面临着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以及基层很难留住人才的困境，那想要推进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的建设还应做些什么呢？

众所周知，2016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称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补上了社区居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看病难”这个短板。

但在一片叫好声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发出呼吁：全科医生不是“全干”医生，“工作超负荷、疲于应对的全科医生，谁来为他们减负？”

关于全科医生的超负荷工作，我们了解到，2011年，上海率先试点家庭医生制度，2016年完成率达到100%。上海的家庭医生制度已完成100%社区覆盖。

可实际效果如何？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以自己所在的虹桥街道为例，道出了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的现状。对此，她列举了一组数据：18个居委会，常住居民近8万人，配备了仅仅14名家庭医生。“平均一个家庭医生兼顾近2000户家庭，很多居民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次自己的家庭医生。”

对此，朱国萍表示，社区医院全科医生除了有日常门诊服务外，还要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这使得他们工作量超负荷，没足够精力再去做好家庭医生服务。”

并且，据了解，全科医生的大量坐诊和文书工作，不仅压缩了他们“走访”病人的时间，更减少了他们接受培训的时间，因此，一直处于疲惫应对的状况。

此外，相关医学人士也表示，与临床医生“治病”的使命不同，全科医生是从生到死的全面关怀，从孕产指导、婴幼儿照护、老年病到临终关怀等。

所以无论是从负责社区居民的数量上，还是从负责的疾病治疗上，全科医生都面临着沉重的工作压力和负担。所以各地方政府在加大奖励机制的同时，更应该对全科医生的工作负担给予更多的关注，合理调整工作安排，适当为其减压。

此外，职称晋升空间狭窄，同样是严重制约了全科医生队伍的快速优质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表示，除了绩效工资改革以外，上海在评定职称方面也有了突破，专门为全科系打通了一条“晋升通道”，有力化解了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抢跑道”的矛盾。

但刘艳还表示，“目前，成为全科医生的途径只有3种，希望培养通道能再拓宽一些。”并且据刘艳介绍，通过“5年医学本科+3年规培基地培训”方式，培养出的科班全科医生数量很少，全上海一年不会超过三位数。

此外，丁洁委员也指出，北大医学院已经有了全科医学系，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出更多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是基础，但还不够，需要有更多相关的优惠政策，才能留得住全科医生，让整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广更顺畅。”

并且针对如何加快全科医生培养进度，全国政协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卢传坚等多位委员建议，采用中西医结合培养模式，可将周期缩减到4～5年。

但要培养能长期坚守一线的全科医生，在谢良地看来，破解人事、薪酬及职业成就感的桎梏才是关键：去社区医院可能不会有编制，但三甲、二甲医院可能就有编制，未来就有保障；当医生互相问“你是哪个医院的”，一个在三甲、一个在街道，“显然前者更有成就感”……

虽然从当前的形式上来看，距离“到2020年我国要培养全科医生30万名以上”的目标还存在近10万人的缺口，并且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小编相信，在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科医生一定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春天”，真正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这一重要职责。

（环球医学编辑：王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