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出生仅70天的江西女孩欣欣被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血。6年多来，这个农村家庭靠着每15天一次的100cc输血维持着她的健康。3月，她终于等来了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配型成功且答应捐献。然而心碎来的太突然——供髓者中途“悔捐”。在本就脆弱的生命面前，应该如何慎用手中的爱心？

欣欣的父亲叶先生介绍，孩子小时候在老家输血，每15天输100cc，报销后每个月要负担几百元。但随着输血量的上升，当地的血液也开始紧缺。近几年，由于叶先生在深圳，妻子徐女士在家替人做小工，每次都是由老人带着孩子来深圳的医院。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6年。

夫妇二人一直希望找到合适的供体，做骨髓移植手术，所以早早替女儿在中华骨髓库建档。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出生时同样背负了“拯救姐姐”的使命，可惜这两个孩子的骨髓并没有配上。

2017年10月，中华骨髓库方面传来“配型成功”的消息。医院通知他们准备40万元做手术，叶先生和妻子借遍了身边亲友，发起众筹，还贷了款，终于凑了30多万元，交给院方做押金。此外，他们还承担了供髓者的高分辨配型、体检、采集干细胞等一系列费用，约为5万元。

经过一年半的等待，骨髓移植的日期定为今年4月2日。叶先生和妻子丢下了所有工作，带女儿来到广州，住进了广州市儿童医院“移植仓”。3月23日，欣欣正式开始接受化疗，这是手术之前的必要准备。

3月29日晚，徐女士的手机收到一条讯息，告知情况有变。30日上午，夫妻二人从医生口中得知供者悔捐，建议输回孩子的造血干细胞，继续采取保守治疗。倾力付出后，一切回到原点。

3月31日，敏感的欣欣接收到这个消息，瞬间哭了。她说：“我想健康……”

根据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现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骨髓捐献志愿者在任何时候可以完全自愿地选择是否捐献骨髓，其身份资料不得被泄露。这也是全世界正规造血干细胞捐献配对组织的通行规定。在骨髓捐献者必须签署的《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中，也并没有关于临时反悔的约束性条款，不可追究其法律责任。

悔捐的事例，欣欣不是第一例，或许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捐献者的“悔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能加速一个人的死亡，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呢？是否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呢？毕竟，悔捐是一个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能侵害到他人的权利。

降低反悔率的过程，实际上是普及科学，宣扬爱心和提升社会责任感的过程。从更深的角度来说，提高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们的道德文化水平，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然后全面、系统地进行社会建设，以违背自己的诺言为不光荣，如果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事或许会少下来。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夺人希望，不免为刺所伤。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