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女超人” 于莺从协和辞职后,令人“跌破眼镜”地开起了淘宝网店,生意好得一塌糊涂。一些人开始质疑她离开协和的初衷,但她都不以为然。她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开办一家民营诊所,转型为一名全科医师,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尽管现在她在开诊所的路上遇到了难题,但她表示,她等的不仅是一张纸,更是理念的转变!
“老协和”的情怀与精神
于莺能够在微博上赢得大量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出自她“协和急诊科主治医师”的身份。虽然离开了协和,但从她的微博里依然可以读到她的“老协和”情怀与精神:“每每谈起老协和的由来,传统,各种轶事都会心生自豪!每每想起那些教育过我的老教授,陆星华、罗慰慈、王爱霞等等,都会激动不已!协和的老建筑是有灵魂的!”
于莺,1993年考到协和医科大学,本硕博连读8年,2001年毕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十几年来,她深刻体会到社会变化,经济增长过程中很多东西人为地消失了,一并消失的包括“老协和精神”。那么,什么是老协和精神?
于莺这样说道——遗忘掉一切自我,医生可以为了病人牺牲一切。医学是最神圣最崇高的。
那时于莺当大夫,6点钟就要到医院,准备好所有病人材料,7点45分开始查房,要带着病人做各种检查。医生要熟悉病人的所有情况,当场就要判断病人检查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因为天天守着病人,不管是实习还是正式上班,医生跟病人和家属之前的关系特别紧密。
于莺回忆说,有一次免疫科一个住院小女孩一大早要去做CT,因为家住得特别远,家属没法一早来。于莺安慰家属:“没事没事,我们大夫可以带着去。”那时,“病人家属很放心把病人托付给医生。”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份关系就变了质呢?于莺是这样认为的: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任何这些付出都得不到回报。“以前能支撑你这样做,是因为周围人都那么做的。在那样的环境里,你这么做能感觉到快乐。”
入行13年,早期于莺也不是没遭遇医患矛盾。她记得刚进协和时,一个年轻病人在消化内科病房去世,家属当时不能接受,在病房里大吵大闹。“当时我们轮番上前安慰家属,慢慢给他讲,一点点沟通、交代。因死亡原因不明,还给病人进行了尸检。尸检给出答案:淋巴瘤,家属就接受了。”那时,家属虽然同样不接受坏结果,但“听得进医生的话,信任医生。”
而现在总觉得支持医生们付出更多的环境因素不存在了。“那时当医生,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工资,住在医院宿舍里,通讯都有内线电话。”医生们可以“晚上泡在病房里一起讨论病人的病情,谁能想到一个好点子,大家都特别崇拜他。”因为“没那么多外来诱惑,物质生活贫乏的情况下,人的精神生活可以大幅度提高。”而现在,“一个苹果手机5000多块,房价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会觉得,一个月三四千元的工资简直没法活。”
在于莺看来,协和的特色是仁慈,是慈悲。她说,医生承担着两方面职责,医疗是一方面,人文是另一方面。人文承前启后,最能让病人切身感受到医生的价值。很多医生不承认医疗是服务行业,但于莺认为医疗“就是以过程为导向,不以市场为评判标准的服务行业。
“医疗不完善,很多难题没有被攻克,很多疾病不能被治愈,在这个过程中对病人的态度决定了病人能否接受那个坏的结果。”道理很容易说清,但“现在这个社会的评判标准,往往只看结果,忽略了过程。”比如医疗,“临床只看病人治愈率,只看赤裸裸的数字,忽略了医生倾注在病人身上的心血。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得不到一点点回报,我为什么还要付出这么多?”带着这样的疑问,医生的价值观被渐渐扭曲。协和的特色还能保持多久?于莺坦言自己也不知道。
不能免俗,跟现在的所有医院一样,协和也经历了几轮扩建。于莺告诉记者:医院虽扩建了,一楼急诊房间反而减少了。院方规定急诊不能加床,如果患者非要来就只能躺在地上。床位毕竟有限,矛盾一下子激化了。每天都要接好几单投诉,每一两个小时都要复述一遍为什么不能接诊,渐渐地就麻木了。于莺经常“能看到家属眼中仇恨的目光。” 每次跟家属谈完转身离去时,于莺常常觉得背后“瘆的慌”。
2012年,政府决定尝试一条破解无序就医的新路,让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医联体”这个名词也由此渐渐为人所知。对此,于莺认为:“医疗系统扩张越大,资源就占据的越多,整个社会医疗不平等发展就会越来越厉害。”
拿协和来说,现在协和完全可以自负盈亏,但每年还要国家补助很多钱。于莺推崇的是“梅奥诊所”式的医疗模式,以患者为中心,核心理念是“患者的需要至上”。医学专家们讲究“协作医疗”,不论何时,只要患者需要,来自梅奥各个领域的医生都会组成专家团队,综合其医疗技术和经验,解决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于莺看来,协和是最有可能成为“梅奥”的,但这样下去,就会成为一个生产力和效率都很低的工厂。
从体制辞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莺厌倦了一些条条框框,现行的制度不断在挑战着承受底线,工作多有不如意。于莺在微博上直言:多数医生没有反抗体制的意识,却利用体制的漏洞偷鸡摸狗并甘之如饴。离开协和医院做自由职业医生,于莺考虑了足足一年,“身边从体制辞职的医生多了去了”,她说,“很多年轻医师直白地说:挣不到钱,所以要走。”
“我们这行工资一点也不高”,对自己的收入于莺毫不避讳:“辞职前税后每月也就一万一,也没灰色收入,灰色收入太少了,少到完全可以为了职业操守而不收。”“医生其实最不应该考虑患者钱的问题,只考虑病的情况;最不应该考虑的是患者投诉以后该怎么处理,应该有后台服务平台自动根据标准和规范化流程来处理;医生最不应该去做的是家属和医生出现纠纷,医生去劝阻。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在病人床边,跟病人、病情打交道,但是现在往往变成医生全部在处理杂事。”体会多了,于莺也动了离开的念头。她动了当一名自由职业医生的念头儿。
事实上,很多人也把医生自由执业看做是医改至关重要的一环。如今,医生自由执业早已成为国际主流模式,但目前我国现状下,虽有多方力量积极探索,自由执业的试点探索尚属于破冰之旅。辞职后,一位投资人主动找到于莺,他亲身经历过看病难,赞同于莺加大基层医疗的观点,出资6700万元与于莺合资开诊所。
资金足够充裕,但诊所迟迟落实不了。当时北京还不行,于莺又转向成都,同样碰了钉子:成都武侯区的卫生局局长说没有规划,不批准私人诊所。处处碰壁让她发现,“有再大的本事和决心,但干不过政府规划。”此前,于莺曾在微博上放话,称自己(2013年)年底回去也要走上申办执照这条不归路,拿不到一纸批文,于莺说自己只能慢慢等,“等政策放松的那一天”。
政府为何不愿放开私人诊所资质,于莺认为自己看得很明白:“管不了,所以压根不放。一管就乱,不管就死,说明是管理水平落后。”于莺大胆指出:“政府是管理机构,应该是管理,而不是规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规定不应该是政府人为制定,而是通过市场规律自动淘汰”。
“要让市场活起来,就要把医生身上的事业编制去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于莺出谋划策,“不管是民营还是公立应该一视同仁,同样的政策,同样的严格管理,合理竞争有效资源,这样市场就会活起来。”
辞职后的大半年,于莺由“急诊科女超人”化身“空中飞人”,跑到各个省市的民营诊所取经。“河北有个人建了一家民营诊所,4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不是特别豪华,没有医保,为附近社区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经营的挺好。”在于莺看来,没有那么多疑难杂症非要投靠协和,民营诊所靠服务态度和技术水平就能争取到患者。
在深圳,于莺拜访“老同事”、从协和医院肾内科辞职的医生朱岩。“他跳出体制后一年开办了4家全科诊所,实行380元儿科打包治疗,诊疗费包含基础检查和3天药费。”如何让孩子不害怕医生,如何让孩子感到放松甚至愉快,这些在于莺看来更值得思考。“医疗绝对不是一个挣快钱的行为,而是做品牌的行为,头五年要养市场、养团队、磨合团队,树立医疗的品牌很艰难。
从主治医师到全科医生,推崇的是理念革新
于莺想象中最理想的状态是:等我到了50岁,在自己住的社区内开一个一两百平方米的诊所,一天看10~20个患者,每个到诊所的病人,我都清楚知道他的病史,甚至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于莺推崇的是理念革新,与病人构建起亲密的医患关系,保持长期而稳定的沟通,像家人、朋友一样互相平等和尊重。而理念的实现,只有通过创建自己的品牌,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现有平台。为此,于莺开始试着探索社区医生个人平台,为居民提供健康管理,触动政府把钱投向社区做疾病预防,而不是投给医院去盖壮观的门诊大楼。
于莺将自己诊所的主题定为“预防”,希望引入全科医疗——健康维护和管理。不是在疾病的终末端才开始治疗,而应该想办法冲到前面,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
转变为一名全科医师,是于莺首先面临的挑战。虽然作为急诊科的主治医师,每个专科知识都懂一点,但“真正的全科医生不只是这样”。于莺细数道:“要懂营养,懂心理,懂疾病预防,懂免疫,还得懂妇儿保健,优生优育,减肥戒烟……”
理念明晰了,但于莺还没想好诊所的盈利模式。
非营利诊所对于莺来说是不可能的。于莺想让自己雇佣的医生变成合伙人,付出与所得成正比,而不是拿死工资。合伙就意味着股份,意味着分成模式,这跟非营利矛盾。那么“全科在中国怎么挣钱呢?”
她向自己发问,“全科是基础医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府买单行为。”但目前医保很难纳入民营诊所,面对昂贵租金,于莺犯愁,怎样制定可以让老百姓接受的价格?如果根据市场来定,市中心写字楼商铺动辄每平方米每天20多元钱,很难找到理想地点。
在于莺看来,民营诊所应该是政府扶持项目,最好政府给予房屋补贴,或干脆由政府来租房。常州的民营诊所就是这样,诊所租用商铺,政府一年补贴房租35万,看病可以用医保,每看一个病人政府还补贴10块钱。”于莺告诉记者,常州最老的民营诊所已有13年历史,一年的流水将近9万,“这相当厉害”,于莺羡慕道。
既然办诊所这么举步维艰,于莺就想着多做一些资源整合的准备:医生进修和培训,护理团队的标准化服务,网络诊所平台系统……面对医疗体制的太多需要完善的问题,于莺却读出新内涵:“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将迎来改革的春天。”
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就“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提问。在回答社会办医问题时,李斌表示,2013年全国民营医院有1.13万家,比上年增加了1500多家。下一步要让多项鼓励政策“落地生根”,简要地说,要做到“四个放宽”“一个简化”。
一是要放宽举办主体,促进社会办医主体多元化,进一步扩大境外资本在我们国内办医,包括办独资医院的范围。二是放宽对人才有序流动的条件,促进医生多点执业的意见已经在公开征求意见了,今年也会很快出台。三是放宽服务领域。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社会资本都可以进入。四是放宽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一个简化,就是要简化审批流程,清理阻碍社会办医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同时,要加强监管,对那些坑害老百姓的‘黑心诊所’,要依法依规地严肃查处。”李斌强调。
现在国家政策鼓励社会办医,希望于莺的诊所能早日开张营业!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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