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视《今日说法》报道了一起泉州市的医疗纠纷案件。医疗纠纷案件为何受到如此高的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件详情。

男子昏迷后被送往医院

2017年1月5日7时许，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的一座百年老洋房内，惊现昏厥男子。附近居民无人认识这名男子，报了警。民警和泉州市A医院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浑身酒气，初步判断其为急性酒精中毒，立即给予清理患者口鼻呕吐物、开放呼吸道、吸氧等院前急救处理，但未注意到其身边的血迹并进行相应检查。

急救处理后，A医院急救人员与民警一起，以酒精中毒为由将男子送往两公里外的泉州B医院（该院系泉州市具有专门醒酒室的医院之一）进行醒酒。从急救车上下来的女护士为该男子量了血压。B医院医务人员接诊后签字确认，到达该院的时间为8时5分。当时出诊的医生表示，一个月前，即2016年12月，该男子也曾被警方送来过医院，他来过医院醒酒室至少五六次。B医院的医生并未多想，仍像以前一样对其进行醒酒处理。现场的人都没有发现该男子身旁的血迹。

之后，B医院医生对该男子进行了初步诊断，根据他的状态和精神情况，判断他为酒精中毒的醉酒病人。因此便按照常规救治手段，让该男子自行醒酒，每隔一小时护士观察一次生命体征。

当日14时，护士过来例行检查时发现了异常：该男子深度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可能为脑出血，即转入急诊科抢救，由于医院医疗设备问题，于下午14时40分左右将患者转入A医院继续抢救。

转院后接受手术 半年后去世

A医院急诊科检查发现，该男子深度昏迷、呼吸急促、双瞳孔不等大，入院后进一步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吸入性肺炎、腰背部多处皮肤挫擦伤。随后，A医院对该男子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在术后采取了补液、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手段。

手术后，医生表示脑出血发现得太晚，手术效果并不理想，术后处于植物人的状态。男子一直昏迷不醒，2017年6月29日，经抢救无效后去世。其间，男子在A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用21.5万余元，其家属仅预交2.2万元。

质疑医院未尽责 家属起诉索赔

在医院救治的同时，警方也在努力寻找男子的家属。通过调查，警方得知了男子的身份。醉酒男子曾某，52岁，江西人，在泉州从事收售废品工作，居无定所。警方还在曾某的手机里看到了家属的联系方式，通过不断联系，终于联系上了曾某的妻子和儿子。当曾某的儿子赶到泉州时，曾某已经完成开颅手术了。

曾某死后，他的妻子赖某、儿子、女儿认为，两家医院对曾某的昏迷原因不够重视，未进行必要的检查，导致误诊并耽误治疗7小时之久，救治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恰恰是因为这两家医院都发生误诊，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才导致曾某的死亡。

曾某的家属说，原本在家属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医院便帮曾某进行了开颅手术，家属是心存感激的。但是之后觉得曾某的脑出血不一定是醉酒所导致的，很可能是脑外伤引发的。因为妻子赖某在清理曾某衣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部有一处脑外伤，但是接诊的B医院在6个小时内都没有发现这处伤口，没有及时排除脑出血，导致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而到事故现场接曾某的救护车来自A医院，并没有对曾某进行仔细检查，并且将曾某送到了配置更差的B医院，这也存在着一定误诊。

2017年7月7日，赖某等三人作为原告，将A医院和B医院起诉至鲤城法院，要求两家医院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赔偿金共计103万余元。

两家医院都认为自身无过错

面对死者家属的起诉，A医院辩称，自己根据院前急救工作手册规定，紧急救治后与民警一同将曾某就近送往B医院醒酒，处理措施及时合理，符合诊疗规范。只凭借救护车上的设备，没办法判定病人是否脑出血，只能把他当成醉酒病人，送到专门的醒酒室，这是全国的一种普遍做法。在曾某入院后对症采取诊治措施，不存在医疗损害责任，且赖某等人拒绝配合A医院诊疗，对曾某的死亡负有责任。因而，A医院对曾某死亡后果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A医院还提出反诉，认为赖某等人在曾某住院期间，作为患者家属一直以经济问题拒绝配合，拒绝缴交医疗费用。因此，医院要求其支付拖欠A医院治疗曾某的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

B医院辩称，曾某送至B医院不是救治，而是醒酒。曾某送至B医院，经诊断为酒精中毒，B医院对曾某例行检查，根据醒酒规范进行醒酒工作并对其进行监控。当时病人处于醉酒状态，他们并不能立马给病人进行身体检查。他们没有曾某做核磁共振，就是因为家属不在场，他们不好判断这个检查到底要不要做。在例行检查时，发现曾某深度昏迷，急诊科医生也按规范进行抢救，并按规定转入A医院继续抢救。曾某在A医院也得到有效救治并转入普通病房。B医院在醒酒和抢救工作中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并且，两家医院都认为，曾某酗酒多年，很容易酒精中毒，会产生精神问题，自杀、暴力等倾向，引发多种致命疾病，像曾某这种情况，身边没人监管，很容易出事，家人应该强制送他去戒酒，如果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办理残疾证，并依法设立监护人，但遗憾的是，曾某的家属对他采取的都是不理不睬的态度。

两医院被判均有责任 共同赔偿约54万元

2017年9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将两个诉讼并案审理。因为涉及到专业的医疗行为，法院请原告和两名被告共同制定鉴定机构，对曾某的死因以及医院有无责任进行了专业的鉴定。为使两方信服该鉴定结果，法院还请来了鉴定机构的专家出席了庭审。

鉴定结论认为，B医院在曾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未尽到应尽的诊疗注意义务，该过错与曾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颅脑损伤本来就高风险，病情发展迅速，并发症多，建议认定B医院的医疗过错参与度为45%～55%。患者的死亡系重型颅脑损伤后产生一系列并发症综合的结果，A医院已在院前急诊和后面的抢救过程中处理均符合原则，未违反临床操作原则，未发现明显过错。

法院审理认为，B医院在收治患者后没有对患者进行详细检查，更没有对其进行相关的诊断排除，在长达近7个小时的时间内仅进行醒酒处理，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导致患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因此，法院认定B医院应承担45%的赔偿责任。

从民警询问笔录及相关病历资料来看，在曾某醉酒事发现场有血迹，曾某当时就有头皮挫擦、腰背部多处皮肤挫擦伤，属于合并外伤的醉酒病人，A医院在院前救治过程中，对于合并外伤的醉酒病人没有及时发现其外伤，而是简单的移交醒酒机构，其处置是欠妥的。因此，法院认定A医院应承担10%的过错责任。

经过几次调节和庭审，2018年1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核定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80199元，据此，A医院赔偿98019.9元，B医院仅凭呕吐物和气味判断死者为醉酒病人，存在过失，赔偿441089.55元；赖某等三人在继承曾某遗产的范围内支付拖欠A医院的医疗费193054.48元；驳回赖某等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A医院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A医院和B医院均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3月，中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鲤城法院针对辖区医疗纠纷多发态势，多措并举加强医疗纠纷处置工作：一是构建具有医疗纠纷审判经验的专业法官队伍，并聘任多名医疗专业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提升审判质效。二是加强多方协作，与保险公司、泉州市医调委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推动诉调对接，还聘请9名医疗纠纷专家调解员，助力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三是与各大医院建立长效联络机制，从源头摸清矛盾根源，并提出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