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出现，推广尊严死亡。“生前预嘱”告诉人们，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患者可以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选择，此时，医疗的目的不再是治愈疾病，而是让病人尽量没有疼痛。然而它能否被大众接受？

提起尊严死，人们很容易想到安乐死。但两者截然不同，安乐死是在医生帮助下的一种自杀方式，尊严死不是提前结束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

早在1976年，美国加州就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允许临终病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放弃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美国已有超过35个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2000年，中国台湾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当一个病人在临床上被判定进入生命末期后，如果本人同意，就会进入“安宁缓和疗护”模式。2009年，韩国正式实施国内首例被法律肯定的“尊严死”。

因为看过太多经历“临终抢救”患者的痛苦与窘迫，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医生罗点点创建了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鼓励人们在网站上签署“不过度医疗”生前预嘱，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自己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以实现有尊严的死亡。截止目前，“选择与尊严”网站点击率95万人次，填写生前预嘱者达13790人。罗点点说，这些资料将永久保存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中，“如果你的想法变了，随时可修改和撤销。”

然而在我国，“生前预嘱”的概念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虽然北京已成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但仍处民间推广阶段，这个既陌生、厚重又前沿的理念正在走进人们视野。

“生前预嘱”60后认同度最高

根据记者进行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有近四成被调查者认同以“生前预嘱”的方式选择尊严死，其中60年代的人认同度最高，占29.8%。

网友“xhh”表示，由于自己是医务人员，看了太多无意义的生命一年两年甚至很多年地延续在病床上，上插鼻饲管下插导尿管，个体毫无感觉，家属只在入院出院时出现；“上太行山”认为生前预嘱可以帮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死观，特别是死亡观，人人都必死无疑，但有几个人能客观坦然地接受呢；“暮成雪”也表示，虽然自己目前健康，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必然要直面的，生命是宝贵的，前提是必须有尊严的，若是需要用钱财和痛苦去换得临终生不如死的苟活，我情愿尽早放弃。

家属反而更无法接受“生前预嘱”

在宁养院里，几乎所有绝症病人都或多或少地做生前预嘱，只不过是口头的，没有上网填写。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宁养院医生吴新说，这里病人们预嘱的内容很多，不仅限于“最后选择哪种救治方式”。

宫颈癌晚期的53岁邱女士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在最后的日子里，邱女士迫切地想与女儿谈一谈，女性在成长中的各种注意事项。但每当她鼓起勇气，刚起了个头，女儿要么借故走开，要么沉默不语，话题难以为继。吴新得知后，想为她们制作一本时光相册，用母女俩互动的照片，配上邱女士想说的话，留给女儿慢慢看。但邱女士的丈夫得知此事后，反应却很激烈，认为医生“直奔主题、太过直接”，邱女士也退缩了，一时间不再愿意接宁养院的电话。

吴新说，相对于绝症病人，家属反而更无法接受“生前预嘱”，逃避是最常见的态度。粗略估算，一半以上的家属，没有完整地与病人谈论过死亡。

“预嘱”是社会进步但法律应先行

中华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晋说，“从节约医疗卫生资源的角度看，很有必要推广‘生前预嘱’，它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又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家属的经济负担。”

武汉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卢宏达说，作为医生，不可能给病人100%生的许诺，但在病人弥留之际提供更多心理支持，让他们走得更安详，或许是能做到的。

湖北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胡继春教授认为，死亡是人及生物生命的停止，是人生旅途中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生物学现象。但死亡又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生命不息治疗不止”的观念和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博弈与平衡后的结果。“尊严死”关键在于谁来评判和执行，最主要的是如何法律化，减少不必要的抢救，让精神与肉体不再受双重折磨。

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程芳律师表示，“生前预嘱”是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时签署的，如果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该文件时意思表示真实，那么该行为就应具有法律效力。但“生前预嘱”执行起来的法律难点在于效力的确定、效力确定后的后续法律责任。即医生根据病人的生前预嘱不使用或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对病人的死亡是否负有法律责任；病人订立“生前预嘱”，授权医生不使用或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而死亡，是否属于自杀，是否影响家属领取保险赔偿？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