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将至，节日后，一项新的医患协议将正式生效，这将意味着此后患者看病都要和医生共同签一份“拒绝红包协议”。“拒绝红包协议”的到来，引发了新一轮思考。拒绝红包协议是否有必要签订？一纸拒收协议又是否能遏止红包之风？一系列问题持续拷问着我们。

超过半数医生不认可“红包协议”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通知，从2014年5月1日起，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医患双方要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

2014年3月4日，煤炭总医院率先在北京开展了这项工作，经调查发现，有56.6%的患者或家属认同与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但医生对签“协议”并不认同，认可度仅为41.8%，另有20%的医生持保留意见。部分医生直言，自己在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就宣誓“不收红包”。此外，医生上缴红包的数量与2013年相比有大幅度提升，该院院长认为，自协议签订以来，医生的廉洁意识比以前强了。

契约能否遏止红包之风？

签了不收红包协议，就真的能制止人们送红包、医生收红包吗？煤炭总医院院长称，签订协议，只可视为双方的严肃承诺，不能仅通过签一纸协议杜绝红包；有患者也对该协议提出异议，称自己送红包也只是“随大流”，“医院如果要求签（协议），病人肯定都签，但签字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了。”

通过协商和约定，契约可以保障当事人双方的权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流于形式，只能是一纸空文。这与保护环境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的宣传一样，如果只签一个名，是不是就表示今后不使用或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了？实际上，一次性餐具方便，该使用的人可能还在使用，有环保意识的可能基本上没用过。给医生红包，患者可能觉得心里踏实，医生不收红包也会一样给人看病，做手术。

与不用一次性餐具的性质不同的是，医生收不收红包涉及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医生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它却被一纸协议，降低到了契约精神层面。

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说，让医生签拒收红包协议是对医生的侮辱，犹如买菜刀签不杀人协议一样，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很多医生认为这种签约拒“红包”方式太不含蓄，太直白，对自己不够尊重，他们建议医院要在提升医生正当收入、让医生更体面地工作、深化医改等方面下功夫。

送红包现象到底该如何解决？

虽说之前提到，法律明确规定医生收受患者财物构成犯罪，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医生因为收受“红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即便被查处，也至多是做违纪处理。所以很多“禁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主任医师郑胡镛认为，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约束力，行之有效的是严格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在欧美等法律体系发达的国家，医生和律师、教师等都是高社会责任的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监督体系非常敏锐，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严格处罚，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郑胡镛认为，调整现行的医生收入体系，正确评价医生的劳动价值是解决医生“收红包”和根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的关键所在。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从更深层次来看，还是需要解决医疗供给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要想办法开放医疗市场，解放医生，为其提供有效的平台，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加大医疗服务供给量。

还有专家指出，除了医疗系统内部的改革外，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