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您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厌倦”吗？您是否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曾经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模样——性情急躁、有时冷漠、时常轻视别人，甚至有点家长式的霸道。您是否因为失去职业理想而困惑不已？其实，医生对职业感到厌倦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下面我们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医生“厌倦”的理由，或许能找到很多相似之处。

近40年来，美国医生已经失去了曾经享有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中期，医生堪称社会栋梁，但凡聪明真诚有抱负的尖子生，无不期望能当个职业最高尚回报最丰厚的医生。然而，如今医学只是另一种职业，医生也变得与其他职业别无二致：都对职业前景感到不安不满，焦虑万分。

得到的尊重太少

美国医生患上了“集体萎靡症”。“我们努力了，做出了牺牲，这都是为了什么？对于很多人而言，当医生已经成为一份平常工作。这种态度不仅对医生是一大问题，还会伤害到病人。”

一位医生在拥有27万医生用户的Sermon医生社交网上说：“我不会再这样做（当医生），这与钱没有关系。尽管我做出了良好的临床诊断，工作卖力，也同情病人，但是我从病人、医生同事和管理人员那里得到的尊重太少。这些在急诊室工作涉及多项强迫进行了不必要的检查（每位患者都要接受CT检查！）。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不必进行所有检查。而意识到这一切浪费行为真的会让你无法再热爱你所从事的职业（医生）。我感觉自己像是医院管理人员赚钱游戏中的一个棋子。让我足以谋生和更有充实感的方式很多很多。可悲的是，我们曾认为医生值得又高尚而选择了从医。但是从我短暂的从医生涯看，这只不过是一个把戏。”

这种不满是惊人的。但如何会走到这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医生自己的错。

20世纪中叶平稳的日子，也是美国医学的黄金时代。由于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心肺搭桥手术等突破性医学进展，预期寿命大幅上升（从1940年的65岁增至1970年的71岁）。医生大多自己设定坐诊时间和确定医药费用。这一时期，美国医生通常在各方面都十分满意。在私人有偿服务模式下，病人自己掏钱看病或者通过或通过“蓝十字盾保险公司”（Blue Cross/Blue Shield）等新兴私人保险项目支付医药费。医生可以根据病人支付能力调节费用，他们看起来像恩人，不受“官僚层级”约束。

自1965年开始实施专门针对65岁以上老人及残障人的“医疗照顾”（Medicare）之后，就医人数更多，医生收入实际有增无减。1940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医生平均收入约5万美元。到1970年，美国医生均收入接近25万美元，达到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六倍。

然而，随着医生获利的增多，他们越来越被视为“欺诈”医保体系。年复一年，医保支出增速超过美国经济整体增速。与此同时，有关医疗浪费和医疗欺诈行为的报告屡屡不断。美国国会一项调查发现，1974年，外科医生做过240万例不必要的手术，花费接近40十亿，并造成近1.2万人死亡。

在中国，解放之初国家规定应届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为42元的时候，医学院学生也有55元。世界大多数学校医科都是7年以上的长学制，学生需要先花4年学习生物，物理，化学，拿到学士学位之后才有机会申请进入医学院学习，高昂的教育投入换来的是高回报，美国的医生收入是其他职业平均收入的5.5倍，德国加拿大等国也都在三倍以上，如果成为名医则更是待遇优厚。

除了优裕的收入，医生的社会地位也较其他职业更为崇高，他们被看作正派、博学、勇敢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在中国，医生得到这样尊重似乎只有在“非典”时期，而疫期一结束，医生很快就又成了最受非议的群体之一。红包、乱开药、没有职业道德，各种指责不绝于耳。

大多数医生对医学失去热情

医生的社会舆论也急转直下。医生不再被不假思索地褒扬。随着管理式医疗（managed care）的增长（到本世纪初，95%职工参加了某种管理式医疗计划），医生的信心一落千丈。多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医生表示对医学失去热情，并劝阻家人和亲戚朋友不要从医。2001年，在大约2000受访医生中，有58%的人表示，对医学的热情比5年前更低，87%的人表示，总体“士气”降低。多项近期调查表明，如果能再次择业，30%～40%的执业医师表示不会进入医疗行业，不鼓励孩子从医的比率更高。2008年一项涉及12000名医生的调查发现，只有6%的人对当医生持积极态度，84%的人表示医生收入没有变化或有所下降。大多数人表示，由于要处理文件而没有足够的时间陪病人。将近一半的人表示，计划减少了未来3年的患者人数，或者干脆停诊。1973年，不到15%的医生对自己当初的正确职业选择没有任何怀疑。到1981年，一半医生表示，不会像10年前那样建议从医。

除了管理式医疗之外，医生对自身理想职业产生“幻灭感”的原因很多。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医生表示，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病人在一起。医学的进步使癌症、艾滋病和充血性心衰等昔日绝症变为需要长期护理治疗的慢性疾病。医生也有更多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也必须提供更多的疾病筛查和其他疾病预防服务。

与此同时，如今工资待遇与医生的期望有很大距离。1970年，美国全科医生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收入为18.5万美元。2010年，尽管医生每天接诊病人数几乎翻倍，但其均收入却仅为16.1万美元。

医生执业困境的其它原因还包括纷繁的文书工作。美国医生每天需要花上了近1个小时处理保险公司的文书工作，这个工作量相当于加拿大医生的四倍。另外，对诉讼的恐惧、医疗过失及专业自主权的丧失等因素，最终会导致很多医生认为，自己压根就是保险公司和政府之间战斗的一个棋子。

这一问题在我国更为严重。中国80%的患者分布在农村，而80%的优质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城市，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看病贵、看病难，也是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源。中国医师“医不自医”现象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是健康人群的两倍，七成以上医生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腰椎疾病。

但在现有管理体制下，中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淡化，逐利性为人诟病。一些医疗机构存在相当比例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转院，加剧了患者的不满和抱怨。整个社会对医护人员的要求过高，对疾病的诊断率和治愈率知情太少，而且目前中国整体的医疗水平还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据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

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工作压力较大，医疗纠纷频发，伤医、杀医、辱医事件的发生如此频繁，中国医务人员的生存环境令人堪忧，想要保持“热情”是一件很难得事。

医生不满情绪带来一系列问题

医生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会给病人带来严重后果。一大突出问题是，医生人手不足，从事初级护理的医生缺员最严重。原因是此类医生工资待遇最低，对医生工作最不满意。另一大问题是，在美国某些地方，预约家庭医生将可能困难重重。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需要更多的医疗护理，这一代医生也逐渐退休。美国正需要大量的新医生，特别是老年医学和其他初级医疗护理医生。然而，美国初级医疗的收益创历史新低。

也许最严重的问题是，医生不快乐，患者难开心。如今，很多患者越来越感到医疗系统对患者“漠不关心”。过去人们常说“我的医生”。如今，人们可能去不同的医疗机构看病，每次都是不同的医生。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找到一位能够记住自己的主治医生。不敏感的医患互动竟然成为常态。

在我国，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一个好的医生是敢冒风险的，有1%的可能性也要挽救病人的生命，越敢冒风险，把医生的责任放在第一位，才是个好医生。可是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生要自保。

有一点风险，有的医生都不愿意做，尤其是患者家人比较激动的，就会安全起见，选择保守治疗。这样的病人越来越多，受害的实际上是患者本身。

如何告别“厌倦”

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临床治疗的固有含义，数据显示医生们对于工作的满意程度急剧下滑，不满的警钟已然敲响。如何才能扭转医学界普遍存在的这种“职业理想幻灭”现象呢？具体措施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提高医生收入；建立良好的医患沟通；在实践层面最大挑战是创造新的激励机制等等。

诚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建立起医患间的诚信，医生全身全意地希望把自己的病人治好，因为患者和医生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遇到伤医、辱医、医闹等，警察应该马上把他带走，保护医生，营造和谐有序的诊疗环境。

“友善”应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现在逐渐开始淡漠了，甚至有一些逐渐在丧失。医疗行业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单单是医疗行业自己本身，是我们整个国家全民族的。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专业，各个行业都应该来支持医护人员的合法的权益。这不光是保护医生自己，也是来建立起我们国家整个的法制化，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素养，让我们能够文明进步，也能够受到全世界各国的尊重。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