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疗过程，本质上是医患互动的过程。医生全面客观评估病情和实施治疗，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方能取得最佳疗效。若患者拒不配合，导致疾病恶化乃至死亡，责任不在医生。可下面这个案例，患者不配合治疗死亡，医院还赔了44万。这是怎么回事呢？

精神病患者喝洁厕剂住院不遵医嘱 半年后死亡

一名精神分裂症病患者，因喝了洁厕剂恶心呕吐已有1月余，前往甲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患者依从性极差，不配合诊治，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因此，入院一周后患者自动出院，出院诊断：1、精神分裂症；2、消化道出血。

出院5天后，患者喉咙不适，基本无法进食，还反复呕吐，再次入住甲医院。当日，家属告知医生，凌晨患者大便为黑色。考虑到患者出血量大，医嘱禁食。然后，患者接受了胃镜下食道扩张术。

但是，患者及其家属均不遵医嘱，自行进食流食、水果，且拒绝腹部体检。医生先后建议腹腔穿刺引流、腹部多处置管引流、进一步复查全腹CT等，均遭患者及家属拒绝。

住院半年后，患者病危，家属放弃进一步抢救，医院宣布临床死亡。

家属状告医院 一审判医院赔偿44万

没曾想，患者家属竟将医院告上了法庭，理由是甲医院未给予患者行幽门梗阻手术（系上消化道重建手术，需全部切除食道和胃），使患者失去最佳手术时间。

两级医学会鉴定均认为，医院过失有二：

一、未能尽到与其诊疗水平相适应的诊疗义务：甲医院为三甲，应能预见到患者上消化道化学性灼伤严重，局部水肿、溃疡等使上消化道脆性增加，术中上消化道穿孔的风险大。因此，除采取一般肠胃减压、加强抗感染等措施外，在食道造影失败、患者拒绝行穿刺引流的情况下，患者腹腔感染严重，应预备实施更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双套管引流）。为此，甲医院的诊治存在一定过错。

二、未能做好告知义务：患者术中出现穿孔，医方未及时告知患者家属，影响了患者及其家属对患者病情的评估，对配合治疗有一定负面影响。

考虑到患者有精神疾病，且有自杀倾向，而且患者及家属对医生建议的必要检查项目予以拒绝，医嘱禁食却自行进食流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甲医院诊疗行为的制定及实施，影响治疗效果。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甲医院承担35%的赔偿责任，赔偿患方各项赔偿共计44万余元。

医院喊冤并据理申辩 二审仍维持原判

甲医院自觉很冤，提起上诉积极申辩，认为：一、患者身体条件极差，无法进行消化道重建手术。患者极度消瘦（体重34kg）、贫血，病情重、病程长，长期肠外营养支持，身体条件极差，无法耐受任何形式的手术，就连食道扩张术这种常见常规手术，患者就血压下降入住ICU，更别说消化道重建手术这种重大疑难手术。

二、因患者及家属拒绝，才未进行进一步的医疗措施。食道扩张术后出现腹腔感染，常规是根据患者病情结合对治疗手段的耐受程度，选择采取胃肠减压、药物抗感染、穿刺引流、开放性手术治疗中的一项或数项。而本案患者，应首选的引流方式是操作更简单、更快捷的“穿刺引流”，而非“双套管引流”。另外，之所以未进一步实施如“双套引流管”等医疗措施，是因患者及家属拒绝腹部置管引流以及全胃腹CT和胃肠造影检查。

三，告知的重点应在于腹腔感染，而非穿孔。术中穿孔的告知问题，告知的重点应在于腹腔感染而非穿孔，穿孔只是腹腔感染可能的病因之一，腹腔感染以及感染严重程度才是患者及其家属应当知晓的医疗信息。

四、患者食道穿孔是事后推断，没有证据。患者腹腔感染的原因单纯为穿孔所致，临床依据并不充分，鉴定人回答法庭质询时也承认，患者食道穿孔的鉴定分析意见只是根据事后情况的一个推断，没有明确临床证据。患者拒绝相关检查和治疗，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并非上诉人未告知病情所致。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对鉴定结论均有异议，但均未能提供足以推翻鉴定结论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驳回院方上诉，维持原判。

医患起争执 我们习惯给医院一闷棍

徐超元在《医海见闻》里讲了一个故事，著名的外科专家裘发祖老年时感叹道：“外科越干越胆小了！”为什么？因为外科是个风险性很大的专业，每个人的机体状态都不一样，有很多未知的陷阱，再怎么小心谨慎也怕掉进这个坑里去。

不仅仅是外科，只要涉及医疗，同时就会伴有未知性和风险性。机器坏了，可以修好，不会影响别的部位。人却不一样，即便是小病小灾，有时也会引发大问题。如果治疗过程中，患者配合还好，如若患者不配合，出了事，谁负责？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0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2、在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据此，上述案例中医院的诊疗本身并无大的过失，未进行进一步的“双套管引流”，实乃患方后来拒绝任何形式的腹部置管引流所致。可法院仍认为医院有过失。

另一个争议的重点在于患者术中食道穿孔的告知。在鉴定人无法拿出食道穿孔乃术中发生的证据，承认只是一个事后推断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了医院告知有缺陷。

这表明，公正的天平或多或少还是倾向了患者一方。在法官的潜意识里，患方是弱者，在法律框架内做出了自己情感上的偏颇，宁让医院吃亏，也不能让患方有损。

王小波在《椰子树与平等》中写道：“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医患纠纷的判决，法院就在使用这一方法，习惯性站在所谓弱者的患方一边，给医院医生的头上一闷棍，医患双方就“平等了”，将法律中的“人人平等”引申为“弱者优待”。

长此以往的结果是什么呢？医生将自保作为第一要务，随时想着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小病也要将患者全身查遍，疑难杂症宁可不治，更要避免为已经无路可走的患者尝试指南之外的治疗。虽然这一切的后果会由患者买单，医生的形象也在公众心里大打折扣，医患关系越走越远。

想问一下法官大人，这样的后果真的是您想要的吗？

（环球医学编辑：余霞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