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下午，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纵湖镇卫生院发生一起袭医事件，一名年轻男子持刀将该院的外科医生陈长发的左腿连捅两刀，致其共缝五针。据调查，该男子于两年前也打伤了该名医生。目前，该男子已被盐城盐都警方控制。伤医案件频频发生，如何保护我们的医生？

事件经过

当天下午，盐城当地一论坛曝出关于大纵湖卫生院外科医师被患者持刀将左大腿捅伤的帖子，此贴一发，立刻引发众网友关注及议论。

当事医生陈长发表示，当天下午大概两点半不到，他在门诊的走道里，看到一个眼熟的男子从对面走了过来。就在他毫无防备之下，对方上来对着左腿就捅两下。“我根本就没看到他手里有凶器，过程很快，最多就10秒钟，他捅完就跑了。”

“两年前他就打过我，当时我在值班，莫名其妙地打了我，后来他说喝酒打错人了，经过协调就完事了。” 据陈医生介绍，两年前该男子曾在该院就诊过，但并非由陈医生为其看病，“那次不是我看的病，被打的一头雾水，这次反倒更严重了。”

事发后，陈医生就被同事送到该院的治疗室，两个刀口分别缝了一针和四针。

据称，该行凶男子姓陈，是盐城盐都区三庄村人。两年前，他曾来到该卫生院就诊过，但并没有发生医患纠纷。后来，有一次他喝完酒到医院打了陈医生，经过协调，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了，这次是什么原因并不清楚。

盐都区义丰派出所的民警说，他们接到报警后刚准备出警，行凶男子就主动来到派出所。“相当于自首吧。”

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医患纠纷需要第三方机构化解

在发生医疗纠纷之后，完善的申诉渠道，透明的裁决体系、公正的司法体系，是消解患者怨气，化解纠纷，公平处理的保障。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患者与医生双方都愿意相信，必须遵从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

关键在于塑造“公信力”

在遇到医疗纠纷，或者医生的冷遇的时候，那些走正规渠道维权的患者，往往会发现，从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到司法体系，都不能让人信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则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措施虽可借鉴，但措施背后的社会环境更需仔细考量。遗憾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设立机构易，具有公信却难，因为公信背后是社会观念、政治治理的土壤。

除了全球同此凉热的医疗行业的内生特性外，中国患者对医护人员暴力相向，还有其独特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民众的观念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敢于维护自身权益，但与此同时，伴随权利的义务、法治、对契约的遵守等意识却非常欠缺。

这个时候，所谓的维护权益，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比拼力量与暴力。城市中产阶级可以因为所购房屋降价而打砸售楼处，考生家长可以为了避免考试中的子女受噪声影响，集结起来封堵道路。

经济纠纷暴力化，采取暴力化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似乎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惯例。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老百姓对组织依赖，组织对老百姓有权威。作为医疗福利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医院成为一个“组织”的化身，成为依赖的对象。随着改革的进行，医院作为提供福利的形象并不完全散去，而权威性则几乎消失，这个时候民众强制性地“赖”上医院，就是一个必然结果，人多势众之下，就成为相对医生的强者。

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说，在遇到医疗纠纷，或者医生的冷遇的时候，那些走正规渠道维权的患者，往往会发现，从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到司法体系，都不能让人信任。这在舆论层面反映出来，暗示着患者社会契约暴力化，采取暴力维权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避免性，令患者相信别无他法。

而且，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创生出新的需求，许多原来不能治疗的病变为可治疗的，但是，新技术始终是昂贵的，望医兴叹的状况自始至终将伴随人类，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在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分配制度下，在医院的怨气又多了一重具有中国特色的怒火。

由此可见，单凭医疗制度改革并不能解决对医生暴力相向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改变患者对医生群体的暴力倾向。

需要立法保护医护人员

对当下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要进行“对症治疗”，一是要加大法律威慑，二是要有针对暴力行为的具体防范措施。

在制度性改变之外，对当下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进行“对症治疗”是相当有必要的。

首先就是要加大法律威慑。美国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加大了对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

其次，在法律保障之外，就是针对暴力行为的具体防范措施。

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就颁布了第一版《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防止工作场所暴力指南》。该指南在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避免和防范暴力方面可谓事无巨细，操作性非常之强。首先是通过全面、方便的报警防范设施，与警方合作，警方加强医院警力；医院大门设置金属探测器；24小时监控系统；设置员工紧急避险房间，甚至细化到治疗区有备用出口，设施、家具不能被利用行凶，布局不妨碍员工脱困。

在医院设置安检的确只是治标之策，不过，制度非一日之寒，但安检却可立竿见影。底特律一家医院部署金属探测系统后在六个月时间内检获了33支枪械、1324把刀具、97支催泪喷雾。

实际上，很多时候，对医生威胁极大的持械攻击，介乎于临时起意与目的性明确的、计划周密的报复之间。

哈尔滨王浩被杀案件，就是患者感觉受到冷落后，到医院外买来凶器，再度进入医院杀害医生。这个时候如果有安检系统，或许就能避免惨剧。而且，安检系统的作用还在于震慑，在念头初起之时，就可能打消患者的冲动念头。

设立安检，并不是说制度无须改变，其实，这些对症性措施与治本性措施并不矛盾。打个比方，对于北京的雾霾问题，社会积极推动公益诉讼、人大代表问责、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都需要积极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出门给自己戴个口罩，在家装个空气净化器，没有错，也应该。

不过，安检措施仅仅是被动安全，如同汽车的防撞钢梁、安全带、安全气囊。当安检措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如同安全气囊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事故已经发生，已经处于最危急的状态，所以，在此之前，就应该有措施提前介入，这可以被称为主动安全措施。实际上，汽车的主动安全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APS刹车，大灯随向转动，偏离警示，更好的操控等，都是在事故发生之前，就提前预警、防患事故于未然。

保护医生也是保护患者

一个对专业术语的误解、医生一句不那么中听的话，都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患者的理性。所以，要切实贯彻医生的劳动规则，给医生舒缓的余地。

主动的安全性，首先来自医生自己。亲和性的话语、长时间耐心的诊疗，不但是医德要求，更应成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作用的诊疗规范，不但可以第一时间缓解病人的焦虑，降低病人各类激情行为的可能，更避免医生自己成为病人焦躁情绪的出口。

现实却是，一天诊疗60个病人甚至更多，必然产生职业化的麻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交流简短直接，极易产生误会。一个对专业术语的误解、医生一句不那么中听的话，都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患者的理性。所以，政府相关部门也该出台措施，切实贯彻医生的劳动规则，给医生舒缓的余地。

其次，建立针对潜在威胁的识别与预防体系。在美国，病患家属就很难进入治疗区和住院区，进入者都要签到并佩戴通行证等。医院多有严格的门禁制度，建立针对有暴力记录的患者的“限制访客”名单。波特兰医学中心安装的暴力倾向患者数据库可以发出预警提醒加强安防措施，这样帮助该中心将暴力袭击事件减少了91.6%。纽约市立医院限制患者访客的活动范围和人数，在18个月时间内将暴力袭击事件减少了65%。

针对病人的普遍性的不稳定心理状态，一方面，医生需要高度警惕，得到相关的培训。同时，还可结合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或组织心理方面的志愿者提前介入干预，找到合适稳妥的方法加以缓解、进行心理疏导。比如，可以建立一套识别模式，从年龄、病症、性别、学历等各方面，识别行为较易失控的患者，从导诊阶段就有选择地介入。

最终，一个能反映各个社会各群体的诉求的机制，才是在不断的社会冲突中找到一个平衡、和谐的协调各方利益的折中之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各地很多医生不能用一种很平和的方式向温岭遇害医生表达哀悼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这一种折中之道，即便从治标意义上来看，也是这样。

良治的社会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让每一个人掉队，不让每一个群体受到暴力之害，却应该是漫长征途中的我们社会相互守望的原则。

如美国作家爱默生所言，“要生命还可珍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远倍受崇拜。”医患双方都应对此有所意识。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