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超载”、“车辆超载”等都因有巨大安全隐患被社会广为关注，被要求改善超载状况。可在医疗行业中，大家都抱怨医患关系紧张、“看病难”，却忽视了大医院“超载”所带来的重重隐患。

大医院“超载”现象严重

依稀记得，深圳市儿童医院在挂号处曾贴出如下告示：“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手足口病，都要等6～8小时，如果你能等待就挂号，不能等待请去其他医院！”

当时众多网友质疑医院的服务态度，该院则澄清，告示是工作人员擅自手写，已对其通报批评。但工作人员为何会擅自手写如何告示，难道真的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吗？

当前，大家都在抱怨“看病贵”、“看病难”、“医务人员冷漠”、“看病时间短”等，但都忽视了医疗机构的严重“超载”问题。以北京为例，现在的北京，各个医院都要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病人与病床的比率大大超常，这就使京城医院永远人满为患。一位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说，他因为出国开会了一个多星期，有两次门诊停掉了，结果，他开始上班的那个门诊日，一共看了99个病人！从早上看到了下午两点。再优秀的医生，在那么短时间里诊治99个病人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而在北京，这种强度工作的医生大有人在，以北医六院为例，因为这是全国儿童精神科最权威的医院，常年收治全国各地的疑难患儿，一位专家的门诊居然看到了晚上十一点。

其实，各个医院为了保证门诊质量，保证医生的身体健康，也采取了限号措施，但少有人真的能限制住。因为如果不加号，那些外地来的病人就要多住几天等到他的下次门诊，又是很大的一笔花销，为此，医生甘愿辛苦自己，为他们延长门诊时间……这样的事实每天都在发生着，只不过医生们没有像深圳儿童医院这样说了生硬的实话。

医院“超载”带来诸多恶果

大医院不堪重负，虽貌似运转正常，甚至还“略有结余”，但这都建立在医务人员超负荷劳动的基础上。而医院“超载”又会带来诸多恶果：大医院患者多，排队时间长，造成“看病难”；等候时间长，医患沟通时间短，容易造成患者不满；更严重的是影响医疗安全。在西方国家，医生为一名患者看病至少花费15分钟，半天最多接诊24名病人。但在我国，大型医院医生半天平均接诊50名病人，最忙时甚至达80名～100名。病人抱怨“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而门诊医生甚至没时间上厕所、喝水，不少医生抱怨苦不堪言。将患者交给劳累不堪的医生是否安全，值得担忧。

另外，医院“超载”使得医务人员的健康问题出现隐患。以麻醉医生为例，近两年来，全国已有大约15名麻醉医生猝死，而且大部分还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这么高的猝死率，让人扼腕。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麻醉科医生还不到7万人，而如果按照欧美国家每万人2.4个麻醉医生的标准，中国应该配备30到35万名麻醉医生。数量的缺乏，导致麻醉医生连续加班，严重体力透支。

医生到底给病人多少时间，才能保证医疗质量？医生到底每天应该看多少病人，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任何一家医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应该重新考虑医院的荷载量。医院“超载”与车辆超载的危害同样严重，亟须引起重视。

如何破题大医院“超载”？

某家医院达到最大服务容量后就不应再收病人，就像客运车辆，坐满了还让乘客上车，那是对全体乘客的生命不负责任。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增加医院数量，要么增加医院容量，增加医务人员数量。要有卫生经济学测算，明确区域内医院应承担的医疗服务量和自身的服务容量。如医疗资源不足，医院容量有限，国家就应该加大投入，补充资源，或放开民营医院建设；另外应扩充原有医院容量，补充人员。

一、应从提高基层医疗水平入手，让百姓有多渠道的就医选择。

首先，加强基层医疗人力资源投资，特别是对医务人员要有激励政策；其次，落实住院医师培训，实现“全国一盘棋”；最后，促进大医院帮扶基层医院，结成纵向医疗联盟，其间要有经济分配杠杆。

二、发展民营医院，解决部分医疗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

中国开放医疗市场、鼓励民营医院建设时间不长，任何新兴行业都有市场培育期，一家医院的培育期至少5年～10年。目前，民营医院尚处于成长期，再过10年或更长时间，才会和公立医院平分秋色。

三、真正建立分级诊疗，大医院才不会那么拥挤。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百姓就医无序带来的看病难问题已成为医改必须面对的沉疴顽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可见其在决策者心中的重要性。

分级诊疗，简单地来说就是“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分级诊疗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做的，一方面是对基本需求的保障，投入资源，支撑基层人才的培养，建立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是从现实需求出发，重点考虑如何调动和引导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好行政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的作用，科学、灵活地配置资源。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