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日，医院开始执行“拒收红包协议”，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拒红包协议起了反效果。有医生表示：“当拿着协议去与患者沟通时，有些患者见到协议书后说，不好意思，我刚住进来，红包还没准备好，抱歉啊。医生说你不用给，我不收。结果晚上，红包就送过来了。”“拒红包协议”廉洁举措缘何滋生“腐败”？其实，“拒收协议”不如重建医生职业认同。

“拒红包协议”廉洁举措缘何滋生“腐败”？

医患双方签订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一线的医生对此意见很大，感觉“这是对人格的侮辱”，“比如让政府官员也和下级签不收贿赂的协议，你干吗？”更大的问题是，当医生拿着协议去与患者沟通时，起到了反作用。一个出发点是“廉洁”的举措却滋生了“腐败”。那么，“拒红包协议”举措缘何滋生“腐败”？

首先，上文所描述的现象符合大众心理。当一个人告诉熟人自己生日不必送礼；当一位领导劝诫手下不必给孩子压岁钱时，可以想象，即使对方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也会听出“画外音”。“拒收红包协议”也是如此，它对患者可能反而起暗示作用，导致红包不减反增。

其次，当协议本身没有强硬的约束力时，反向激励就更不可避免。对患者来说，送红包不会冒多大的风险，法律责任和纪律处分难以落到患者头上；而不送，患者内心难免忐忑不安。对医生来说，收红包本身就违纪违法，协议却没有让医生付出更大的代价。医生收不收红包，更多出于个人自觉，对相关法纪的敬畏与否，却与协议的关系不大。

再次，红包现象频发是当前一些医疗体制弊端的直接反映。首先，优质医疗资源十分紧缺，成为红包的催生力量。能否顺利挂上专家号？诊疗是否合理？医生看病会不会以追求利益为主？等等。对这些问题，患者心里没底，就会产生送红包的冲动。

最后，红包被默认为一种弥补医生收入的补充。读书多几年、上班像打仗、加班很常见，医生看病，既有医疗风险，又得提防冲突，工作量和压力都很大。在此情况下，收红包就可能被少数医生认为是一种合理补偿，是自己巨大付出的必然回报。当这种心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风气后，就会冲掉耻感，红包就容易披上合理的外衣。

“拒收红包协议”不如重建医生职业认同

“拒收红包协议”能够通过，其前提无疑是承认了整个医疗行业收受红包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且已经到了必须自曝家丑好“以毒攻毒”的地步，难怪“背黑锅”的医生抱怨这是对其人格的侮辱。在医患纠纷此起彼伏，医患关系如箭在弦的现实面前，“拒收红包协议”难逃“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要想真正缓解医患紧张关系，一纸协议之类的对策还是少用为好，真正应该考虑的是怎样调动医生的积极性，重建医生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

但凡行贿者，无非是想“抄小道”、“开小灶”，享受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有权力的人行贿，体现的是对其权力的仰仗，受贿者不但能够得到金钱物质，还能够得到虚荣心的满足。而病人对医生行贿，性质就有些不同。行贿更像是对医生的一种提醒，换句话说，行贿是为了维护“基本权利”，画外音是：入乡就得随俗，入院就得懂得潜规，不行贿后果自负。难怪医生拿着协议让病人家属签字时，会被误认为是要其赶紧行贿的暗示。

不能不承认，拒收协议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规范医生行为、改善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但“拒收红包，红包反而多起来”效果却证明这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下策。对于无端蒙耻的医生来说，拒收协议是否挫伤其积极性暂且不谈，对于真正受贿成性的医生来说，这个协议就真有实质性的作用吗？“拒收红包协议”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约定”，行贿受贿也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约定”，如此说来，只要病人和医生“你情我愿”、只要使“潜规则”能够畅通无阻的刚性需求还在，这个协议就只是在过场作秀。

有人说，国内医生工资低、待遇差是医生行贿的根本原因。诚然，医生生存现状自是助长了医疗行业的受贿风气，但说是决定性的原因则有欠妥当，毕竟人心无尽，贪婪的本性并不能通过较高的工资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社会对医生的评价降低，医生的职业认同感、职业自豪感下降或许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病人家属行贿是为了求得心安，而医生受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媒体、社会“妖魔化”后的医生形象的默认。久而久之，原本的起死回生、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堕落成了铜臭气十足的交易者。

对于仁心仁术的医生来说，这纸协议只会让其背黑锅；对于受贿成瘾的医生来说，这张协议或许又成了其索贿的顺风车。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医生的从业积极性，提高医生的职业认同感和从业自豪感，才是当务之急。例如建立病人对医生的评价机制，完善对从医人员的奖励激励机制，加大对医生榜样力量的宣传等等，让整个行业重新找到社会责任感，让社会重新建立对医疗行业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