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多年，但是药价还是居高不下，民众看病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医生们忙着怎么写论文、跳槽到三甲医院，社区医院还是门可罗雀，我们不禁要问，医改究竟要怎么改才能有成效？面对这个疑问，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医改靠政府基本不靠谱，需要把眼光转向产业界。

俗话说，最难干的事情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仅看药价这一问题，中国就有卫计委、发改委、人社部等多个部委负责。朱恒鹏认为，医改落到很多部委就会出现争权夺利的现象，遇到有利的事情，大家都想管，而遇到无利的，各部门之间会相互推诿，最后哪个事情都干不成。从这个角度讲，医改就没什么希望。

朱恒鹏说，在中国人的理念中，这个世界就由两部分构成，政府和私人，不是政府的就是私人的。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社会。比如说在公立医院是政府所有，但如果说公立医院是社会所有，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医保也是这样。例如，德国、日本的医保，是社保切入药品价格的谈判，但其价格不是政府说了算，所以没有药企去给政府官员送钱这一说。社保的问题不解决，对于我们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路还是比较窄。

在过去这5年中，三甲医院疯狂增加，好医生去三甲医院，患者去了三甲医院，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了。此后，一轮一轮医改都在提分级，但是分级医疗没有真正建立，三甲医院几乎是在通吃。分级诊疗是对的，它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我们国家确实为实现分级医疗做了许多努力。很多政府部门都在新建社区开社区中心，但实际情况是社区中心开不起来。这是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理念问题。一个理念就是由政府来做，政府安排哪里有什么样的医疗机构，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医生，这个安排正好符合老百姓的需求。这样的区域卫生规划需要做到医疗机构布局、数量、规模、结构既不多也不少，既没有资源浪费，也没有造成老百姓不方便。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让医生来干，让医生觉得适合哪个地方做诊所，哪个地方适合建专科医院，然后自己去摸索，摸索对了就赚钱，摸索错了就亏本关门。这就是市场。

这是不同的思路问题。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做决定，你相信全职全能政府能做好，你就让政府去看，还有医生自己去摸索，你看哪一个好就让哪一个去干，当然还涉及到医生有没有摸索的权利。

这个地方涉及到了创新。朱恒鹏说，互联网的发展给予了医疗弯道超车的机会，就看我们能否把握这个机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医疗会走向这一步：只要有准确的数据，医疗就会变得很简单。因为互联网，因为有精确医学。英国一个全科医生服务1500人。中国能否利用互联网，发挥后发优势？作为医生，作为投资界的人士，如果能够自由地去试，成功了就是马云，失败了也没什么，总有人会成功。但是在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试？

互联网医疗需要许多医生。互联网带来的这些机会，特别在医疗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医生能不能出来干，愿不愿意出来干。还有需要医保的支付来配合，医保会不会给你支付？卫计委去年发布的文件，指出远程医疗可以干，但是必须在现有的医院，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目前只有政府能干医生不能干。在互联网这一方面，诸多部门的思路还是管。而要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愿不愿转变这个思路这是关键。

朱恒鹏认为政府现在最需要把医生放出来，如果不把医生放出来，现在的互联网医疗都在医疗的门口，在外面转圈子，没有进入到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朱恒鹏说医改最关键的一点首先是是放人，是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人的精力是有限，医生的确是精英，但目前的人事制度一直把人牢牢地控制在政府部门，全日制毕业的大学生从毕业那天起就开始进入到干部队伍中，党管干部，医生每天考虑的问题是怎么写论文，怎么提拔，怎么调动。这样的人事制度如何让医疗活起来？如何让医生想把诊所放在哪里，如何让老百姓满意？

目前已经有两大政策突破了障碍，第一个是去年国务院出台一个政策，事业单位人人事条例：全员招聘，全员合同，全员加入社保。第二个是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养老制度并轨；这个制度打破铁饭碗。现在这个制度落到实处还需要努力。此外，我们还需要修改《执业医师法》，第四个，我认为自由开办诊所，第五个公立医院改革，但是这个很复杂。

要让医生愿意出来，当你在市场上给医生提供机会，让老百姓觉得满意，政府觉得财政负担更低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

除了人事制度改革外，朱恒鹏的另一个改革意见是对医保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希望社保能够把眼光转过来，关注互联网医疗，如实这些模式，方便老百姓看病是有找出的，当然有商保的发展。所谓未来十年健康产业是最有希望的10年才能落到好处。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