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医疗法治论坛”上，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不仅对依法治理医疗领域做出了肯定以及期望，还在研究中对医患关系做出了评论。为了更好的阐述自己对医患关系的观点，白岩松讲了三个小故事。

梁启超和协和医院

在1926年，梁启超先生万年的时候出现了肾脏疾病，尿血的症状让他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时任院长刘博士诊断梁启超为肾脏肿瘤，亲手操刀切下右肾，结果发现肾脏上只有黑点没有肿瘤。

这一消息引起轩然大波。立刻有大批学者度医院和医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包括北京大学的陈西滢教授写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和徐志摩教授写的《我们病了怎么办》？社会的一片谴责之声都说应该把医院告个底儿掉。

而医院同样也有支持者。作为中国文坛的第一大文豪，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就开始抨击那些局外人。他在文章中犀利的写到：“那些不懂腰子的人就已经开始抨击了”、“我告诉医院的朋友从来都这样，不要去招那些没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为治好了出去没人关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话，就是轩然大波，你可能就要倒闭。”

在这其中梁启超先生本人并没有卷入到舆论的乱战，他对医院的态度非常火大。一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道出了他对医院的理解和支持，文章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协和医院。

可见当初梁启超先生对于医学的理解远远超过其他非医学工作者，甚至是有过医学生经历的鲁迅可能对医学的理解都不如梁启超先生。因为梁启超知道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需要对失败的包容的。如果因为自己的案例，而倒掉西医的话可能更多的患者将来是直接的受害者。因此法律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武器，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巨大疑问。梁启超先生为什么放弃法律的手段为自己维权？回头一想，他没为自己维权，是不是维了我们所有人的权益？我们几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来西医快速发展的恩泽？

假如医生上了天堂

这是一个来自美国医疗圈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在于很多美国的医生把混乱的医患关系归咎于四处寻找商机的律师。在他们眼里，这些律师守在医院的旁边，只要有人治病就给患者发类似小广告的东西，“出了问题找我”。他们总是这样说，怂恿所有的患者打官司。因此有人说美国的医生是生存在律师巨大的压力下的。

这个故事就是与医生和律师相关。

都说医生是神圣的，死后都可以上天堂。有一天一个非常棒的医生死后上了天堂，他以为上了天堂一定是好招待，结果没想到住的是上下铺。一屋几个人，非常惨！然后医生就去找上帝，“哪有这样？我们救死扶伤，我们是白衣天使，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条件这么惨？”

结果上帝说，“对不起，我这儿正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我在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要铺红地毯，我要亲自去致欢迎词，因为有人马上要上天堂了。”“什么人至于如此优待呢？”“律师！”

医生更生气了，“一辈子跟他们打交道，总是他们折磨我，为什么律师上来的时候，你还要如此欢迎？”上帝说，“天天都有无数的医生上天堂，但这是我当上帝以来第一次见到有律师上天堂！”

这说明什么？说明医生和律师之间的潜在“竞争关系”不仅仅存在，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在未来，患者的后面也会有律师去跟着，去替患者维权。白岩松坦言，这并不是一种退步，反而是一种进步。有句老话说的话，经得起捶打才是好钢，被打磨的石头才发亮。当一切进入正常的程序之内，患者的后面有法律进行保护的时候，恐怕是进步。

为什么80%的网民在为杀医凶手点赞

第三个故事就有些悲哀了。还记得鲁迅笔下那些看着同胞被杀的冷漠看客吗？日前在一些伤医事件发生后，这些看客并不是沉默，但是却让很多人宁可希望他们沉默。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谴责凶手，还给杀医凶手点了赞。在点赞的背后，反映出相当多人法律和公民意识之薄弱已经达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犯罪已经不被认为是犯罪，而仅仅被看成是医患关系的问题时，只能说明整个社会的底线是完全没有的。在这个扭曲的医患关系中，面对病人的医生所考虑的并不是患者本身的病情了，而是开始想：我马上进行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可做可不做。因为这个手术如果要做成了，患者是百分之百地受益，但是医学告诉我只有30%成功的希望。

结果医生选择了自保，倒霉的只能是患者。所以说这样混乱的医患关系最终的受害人是谁？是患者。要如何改善这样的混乱？白岩松认为至少应该守住法律底线。

法律没有道德，没有高尚，没有底线可言，一板一眼恰恰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安稳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一个社会的底线无法守住的话，那么后果会如何呢？而医疗法律同样如此。白岩松更是将医疗法律分为三个境界：守住底线靠法律；提高底线靠自律；但是追求上限，要靠全社会更和谐的旋律。

所以中国的医疗法律还是不要好高骛远了。还是先守住底线吧，夯实底线逐渐提高底线，有一天突然一抬头离天很近了，理想就是这么实现的。

(环球医学编辑：余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