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频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发人深思。我们不禁要问：医患关系是如何告别脉脉温情，走向残酷博弈的？医患关系的改变，仅仅是医疗领域的问题吗？

被刺医生的不同视角

去年4月13日被病人刺伤后，赵立众无疑具备了与众不同的视角。仅仅在被刺后第3天，他就实名认证了微博，并写下了后来用作微博签名的一段话：“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袭我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我的鲜血来警醒社会。”

或许由于经历，这位医患冲突的受害者会记住一些平淡无奇的患者。有个瘸子，骑三轮车来看病，钱不够，赵立众就借他200元，过阵子还回来一堆皱巴巴的零钱。前几天来了位50多岁的农民工，心率才40，急需动手术。他安静听完自己的病情，悄然走了，“我想治，但我没钱。”

赵立众努力拨开冲突，去认清它背后深藏的体制问题，可是，当思考走到这儿，就撞上了巨大的无奈。很少有医生不明白医保体系和医疗价格体系对医患关系的决定作用，但谁又能改变什么？即使在患者的匕首下幸存，赵立众还是逃不脱另一种伤害。当他带着父亲到医院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主治医生甚至不想接这个活儿，怕治不好，也怕医生更擅长闹事。

博弈成了医患之间的常态，冲突则是博弈失衡后最坏的结果。

中国最好的肺移植专家说，在费用高达五六十万元的手术前，他会尽可能多地接触患者家属，将10%的死亡率告诉他们，并要求每位家属都写下书面协议。

“那些砸锅卖铁来做手术的，我不敢接”，他明确表示，中国医保体系下常见的人财两空结局对任何家属而言都难以接受，医生和医院必将陷入无尽的纷争。

这种谨慎态度普遍存在于医生当中。上海医生孙琦（化名）记得一个小男孩被送来他所在的区级医院会诊。孩子情况危急，一刻都耽误不起，可家属想要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医院救治。

“我很想强行把孩子留下，转院肯定救不过来了”，孙琦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有些激动，“但我不敢，手术不是百分百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怎么办？还是个‘常规’的流程——（家属）花个两万找人闹一闹，医院赔个十几万。利益面前，很多人都是屈服的。”最终，孙琦只是做了番真诚的建议，并目送孩子转院，走向必然的夭折。

医患信任的缺失始于何时？

现任北京同仁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的吴明营毕业于1985年。他将毕业后的几年称作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工资由国家发放，医生无需参与任何经济问题。卫生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后，随着蛋白保健品在病房悄悄流传、被当作药品售卖以积聚小金库，气氛就开始发生变化。

等到新世纪之初，从英国回来的吴明营发现，在北京、上海，医院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疯狂吸纳病人，有些甚至在楼顶建起了停机坪。医院的膨胀已难以抑制，信任也随之被摧毁。

2004年，孙琦毕业。在校园里，还很少有人感受到将要面临的冲突。直到进医院两三年后，摩擦才频繁出现。当孙琦在护士台被一群家属围攻时，冲突触手可及。男的在后边看，女的上来抽耳光。孙琦被老师拎出来，塞进办公室。老师在门口努力抵挡，孙琦坐在椅子上，心情却出奇平静，“没什么好辩解的，只是觉得很失望、无奈。”事情最终以所谓“常规”的方式解决，孙琦承认，这些事不断消耗着他对职业的信念。

医生们的选择

当大多数人越过冲突本身，将视线投向医疗体制，一些医生的思考更进一步。“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的一部分”。为赵本山做过手术的德济医院院长宋冬雷说，“经济高速发展，诚信缺失，各行各业都一样。”

当信任和礼貌从整个社会图景中淡出，很难要求医患之间还保持相互鞠躬的姿态。

与此同时，医生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人，面对行业的变化，也在作出自己的选择。

孙琦自称是上海最后一批本科学历的医生。如今，没有硕士以上学历，很难再进入医院。医学本科就耗时五年，加上读研，成本不可谓不高，入行的收入相较而言就显得微薄。

孙琦有位同学选择了读研，等毕业进入医院，发现已被楼市远远甩在身后。在庆幸自己入行早、及时买了房的同时，孙琦也为所在的行业忧虑——医生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

孙琦和妻子都来自医道世家，他们的儿子是两个家庭唯一的后代。几个月前，在孩子的抓周现场，已不再有听诊器。

面对与付出不成正比的收入、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生们也倍感无奈。当医生们心生顾虑不敢接下复杂的手术，当医生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医，最后受害的只可能是患者。希望医患之间的信任得以重建，医患矛盾能够缓和！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