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今年的100个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的药占比必须下降到30%以下，其中药占比被明确定义为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具体计算方法为：药占比=药品收入/（药品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一切沦为简单的数学问题，只谈药占比便没有意义！

医院八招降低药占比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专家调研，各地医疗机构为了应对药占比采取了应对策略：

1.拆分处方：就是一个患者就医时，如果经过医生诊断，需要开具500元的药物，就把这500元药物分解为几个处方，或者让患者多来几次医院，每次诊疗开一点，经过几次开完，而每次患者来医院时，都会让患者进行各种检查。如此几番下来，检查的项目明显增多，而单次药费明显下降。

2.直接放大药事服务费用，即高幅度拉升检查费、诊疗费、床护费，通过药事服务费用的大幅拉升来降低药品比例。

3.多做检查：由于一些地区大幅拉升药事服务费用遭到消费者抵制或者遭到管理部门的限制，医院就采用多做检查的方式来提升检查费用用，美其名曰是因为每天的情况不同，现在诊治需要更为精细的数据，这对患者是负责的态度。

4.多开价格较贵重的药品，不开普药品种。按理说，国家实行药占比就是为了杜绝医生的大处方，天价药，贵重药品，多开普通药品，但实行药占比后，医生基本不开非常便宜的药品了，一些必须的药品让患者自己从附近药店购买后指导使用。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医生可以从贵重药品中获得利益，医院也可以从贵重药品中获得利益，尤其是一些处于药房托管状态的医院医生，被托管企业要求不开廉价药，多开利润高的药品，否则托管企业无法保证给医院按之前约定的返利。通过多次开方，多次检查，可以把价格较贵重的药品的比例拉下来。

5.定向处方。这种主要用于住院患者，由于住院患者用药量大，极容易突破药占比，所以医生开处方后，告诉患者这个药品疗效好，但医院没有，只有某家药店有，让患者自己拿着药方到指定药店购药，注意，是“指定药店”，这个“指定药店”是厂家把临床产品不进入到医院，而是进入到某个药店，由于患者自己从外部购买药品，这类费用就无法计算到药占比中，从而既保证了医院的收入，也保证了医生的收入。

6.不开处方，就是检查。这种情况主要是医院门诊，患者经过医生诊疗后，做一系列检查，之后告诉患者自己到附近药店购买点药品就行。

7.通过二次议价大幅拉低医院进货价格，以期降低诊疗中药费比例。

8.通过向厂方或中间商要求高额返点方式，来保证医院和医生的收益。

综上所述，现在很多地区的药占比政策已经被各种对策所拆解，实际效果明显下降，百姓并没有明显的从中受到好处。

对制药企业来说，普药基本会从医疗机构中清除，未来低价药物或者廉价药物在医疗机构中会更少，尤其是使用量会更少，因为经过招标采购或二次议价后，低价药物不象征性采购一点会被质疑，但采购了也不会用或者用的很少。

所以，药占比会加剧普药品种脱离医疗机构，生产普药的制药企业会面临更为严峻的经营环境。如果药占比被拆解的情况不能缓解，普药生产企业就要依靠药店和诊所来实现经营业绩了。

降低“药占比”别沦为数字游戏

国家在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力争将药占比降到30%左右。毫无疑问，此举的直接目的和初衷主要是，倒逼医院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减弱医院对药品的依赖性，减少药品的经营利益，让医院用药回归合理、理性、科学，遏制医院的“以药养医”，从而降低药品费用，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缓解“看病贵”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理想化状态，在实践操作中还要防止其走偏。如果降低药占比最终沦为一场数字游戏，那不但没有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更加看不起病。

一些地方、一些医院的药占比正在不断下降，但患者的医疗总成本却在不断的提高，实质上就是利用高医疗服务费用变相摊低药占比。换言之，降低、控制药占比，并不能简单地用数字说明群众从中可以得到何种实惠。药占比的降低更不必然等于患者医疗负担的减轻、“患病贵”问题的缓解。如果药占比降低了，群众的医疗负担却重了，结果只会是表扬了医院，却寒了群众的心。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动真格，才能让群众得到实惠。关键是财政要加大医疗事业的投入，扩大医疗资源盘子，降低群众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要彻底斩断医疗费用增长的利益链，从源头上整治和严惩医药贿赂。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