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被誉为“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无比崇高的事业，医疗行业的收入总体上也不错，现如今却为何越来越多的医生产生逃离的念头？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正成为一批“80后”骨干医生逃离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应致力于从两方面来给医生“减负”，防止医生进一步逃离。

已离职“80后”前医生讲述逃离医界的缘由

一、讲述人：李鲁（化名）

李鲁是一名80后，医学学士，辞职前为东部沿海某地级市某三甲医院医生，工作7年后辞职，现在当地一所卫生学校教书。以下为其自述：

我从小立志从医，知道当医生苦、当医生累，也预计过当医生的风险，但没想到工作后要面对的是生命危险。

在我工作的急诊科，一半医生被病人打过，包括我。有次后半夜值班，一位40多岁的求医者说自己有胃癌，要求开“杜冷丁”。按规定，这属于管制药品，必须有病历、诊断证明，而他什么资料都没有。我刚说了3个字“不能开”，还没来得及解释原因，他就抓起桌上的瓶子砸我，又扑过来抓我。幸好当时有男护士拉开了他，又叫保安、打110，把人带走了。

我们一线医生像惊弓之鸟，谈“病人”色变。同行间交流，“听不懂”医生所说、住院床位紧张、晚间休息不允许探视等“任何理由”，都有可能导致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挥拳就打、拿刀就刺。而医护人员被打、被刺后，又常常不了了之，一笔糊涂账。患者能不能有一些常识，不要无限制地要求医生？

我辞职前已是主治医师，在省、市拿了不少奖，大家都觉得我走了可惜。但一方面，急诊科的压力已经很大，心律失常是常态，我自己大约每月发一次高烧，还有同事得了肺炎；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医患关系太紧张，不知自己何时会成为“冤大头”。我已成家，还没有孩子，妻子也是医生（非急诊科），她不愿走，只能我先辞职转去教书。

当医生时我年薪七八万元，但精神压力特别大。我现在教书，收入不如在医院时，可心理压力小很多，心态也年轻了，身体好起来，这都不是钱能衡量的。

白求恩一直是我的偶像。我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看看当地的医院。现在我做梦，还是会梦到在医院的日子。我很想回去当医生，等我身体好起来，等孩子生了，等医患关系不那么紧张了……

二、讲述人：金杰（化名）

金杰同样是一名80后，某985高校医学博士，留学日本一年，辞职前为东部沿海省会城市某三甲医院医生，工作2年后辞职，现经商。以下为其自述：

大学时我们班里30个人，现在已有六七人不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了。能走的都走了；目前还没走的，也有“离”心；坚持不走的人，要么是“真爱”，要么是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走，主要是因为失望。医疗改革，外人看有很多政策，我们看觉得“换汤不换药”。不改善一线医生的处境，“医改”就成功不了。

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医院的公益性没有得到体现，医生靠看病挣钱，治疗过程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乱开大处方、大检查。但以我在日本留学所见，以及和其他国家同行交流，我觉得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中国的医疗服务水平绝不落后，中国事实上给国民提供了远超于中国国力的医疗保障。

可是这种保障的经济成本由谁来承担？医院要体现公益性，运营医院的钱从哪里来？是来自看病的人，还是财政？我觉得医生的劳动报酬和服务价格被强行压低了。

在日本，医生有选择权。想赚钱，去私立医院；想赢得声誉，就去大学医院。病人求诊，首先去社区医院或者是私立医院，不行再转诊到大学医院。大学医院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整体水平，然后把技术推广到其他基层医院，医生只有2到3天花在门诊。仅以挂号费为例，不同类型的医院就能拉开梯次。我曾因尿路结石求诊，挂号费2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0元，而遇到的医生还没有我自己懂行。

而国内呢？既然大医院的挂号费和社区医院差不多，那为什么不去大医院？结果就是患者大量涌向大医院，大医院高强度运转，医生身心疲惫苦不堪言；社区医院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这种局面又阻碍了社区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辞职前，我是眼科医生，一周6天门诊，一天看50个病人很常见。这不算多，同城有其他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工作量是每天100到200个病人。社会总认为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说实话，高强度工作中，保证诊断无误是我们的第一追求，“态度”只能退居二线。

选择医学专业，求学是很苦的。而工作后，医生收入是典型的“饿不死，吃不饱”。就和我的妻子比，她做外贸，当初月工资4千元，每年增加1千元；我辞职时收入6千元，她月薪已经涨到1万元，差不多是我的两倍。我们医院资深医生的薪资水平也差不多这个水平，无非公积金多一些。拿红包？我不会。

如果一个医生要靠红包来维持经济上的“体面”，谁的悲哀？希望“医改”将部分资金拿出来直接补偿一线医生的收入，让医生可以合法体面地过上与自身贡献相称的生活。

政府有关部门应致力于从两方面来给医生“减负”

目前，由于社会舆论对医疗行业评价较低甚至“妖魔化”，使很多医生难以从职业中获得荣誉感和成就感。不可否认，确有一些医生或医术较差或医德败坏，而承担骂名的却是整个医生群体，并且这种“刻板印象”很难扭转。

医疗是一个特殊行业，因为“人命关天”，所以人们会苛求医生，恨不得要求医生能治好所有病症；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人们会误解医生，即使医生做得再好有时也难“自证清白”。一方面是患者及家属的苛求和误解，另一方面是一些医生自身有问题，致使医患双方相互埋怨、关系恶化，矛盾冲突不断，“医闹”频出，伤医甚至杀医事件屡屡发生。当医生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们怎么不会产生逃离的念头呢？

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如履薄冰。但我们更需正视一个问题：如果医患关系恶化下去，将来谁为我们看病？

因此，除了加强医疗行风建设，严惩医德败坏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应致力于从两方面来给医生“减负”：其一，加大医疗投入，让医院回归公益性质，不再为创收所累，不再追求经济效益，不再将医生的收入与创收挂钩，不再变相逼迫医生开大处方、过度检查。相应的，医生不必为收入担忧，能够从容履行职责，真正以“医者仁心”对待患者，将救死扶伤而不是创收作为职业成就和荣誉。其二，完善医疗纠纷处置机制，为解决“医闹”问题、弥和医患矛盾打造一个制度性出口，使得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及家属不是找医生闹事，而是找公正、独立的第三方评理。如果医院或医生有错，患者有地方维权；如果医院和医生无错，也能讨回清白而不必向“医闹”屈服。

总之，三甲医院“80后”骨干医生的离开应引起各方重视。医患本不该成为打不破的矛盾体，理应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只有“解放”医生才能“解放”患者，给医生“减负”不仅是医生的福音、医疗行业的福音，更是为广大患者增加福祉。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