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向社会资本办医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会上明确指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此表示，这意味着我国医疗行业向社会资本全面放开。

其实，这样的趋势在我国医药界已经初步显示：一是跳出体制自由执业的医生渐渐增多，且以知名三甲医院中青年骨干医生为鲜明特色；二是社会资本越来越热衷于医疗领域，其中既包括华润、中信这样的央企背景的产业资本，也包括复兴、新希望（行情，问诊）集团这样的民营资本。

如此看来，较之于此前由基层而大医院、由药品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官方医改路径设置，自下而上的医改实践呈现出另外一种迥异的方向。对此，朱恒鹏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表示，这条新医改之路将充满希望。

积极政策信号

问题：综览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全篇，你个人最为关注的亮点有哪些？

朱恒鹏：我很同意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看法，他指出，此次《决定》的主要亮点，在于有关经济改革的两句话：一句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句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是个很大的文章，医疗领域显然也是这篇文章的应有内容。

问题：这次《决定》关于医改的表述集中见于全会决定的第十二项“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第46条。这部分内容乃至整个文件精神，将给医改带来哪些利好？

朱恒鹏：根据全会精神和文件表述，未来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机构，利用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优先支持”理所当然；对于高端、专科等资源稀缺领域和各种多元需求领域，可以“直接投向”；可以参股、控股、托管、买断等“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整个“可以，也可以，还可以，都可以”的节奏，释放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现在的医护比不到1：1.3，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3.4，如果要追上这个差距，需要增加600万护士。考虑到医疗行业的发展和医生的相对缺乏，如果未来还需要增加100万医生，那么还需要再增加300万护士，也就是说，整个医疗行业就可以新增千万就业机会。

问题：《决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公立医院松绑？

朱恒鹏：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实际上是对医院实施“去行政化”：就是把国营医院改成真正的公立医院，“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专业说法是国营医院法人化改革，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这为下一步公立医院的改制提供了便利，但是其实现过程仍然是任重道远。不过，我始终认为“改革进展速度不怕慢，只要方向正确，因为向前走一步就是一步实实在在的进步”。

问题：前一阵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在深圳市折戟，但这次《决定》文本中明确“允许医师多点执业”。释放出什么信号？多点执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朱恒鹏：自由执业的含义是医师可以自主选择执业的地点和方式，多点执业是其中的一种附属权利，取决于医师和医疗机构在平等自主基础上所签定的合约。

而医疗行业的特征之一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相应地声誉机制对医师有很强的约束力，医师适合自由执业。“允许医师多点执业”是一种让步，是对医师“走穴”这一既有现象的承认，严格说来这不是改革。出去“走穴”的医师一方面享有体制内的各种资源和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到市场上去挣钱，因此其实际所得超过了自身人力资本的市场化价值。这种超额回报是依赖于公立医疗体系的行政垄断地位而取得的，这群人是不愿意离开体制的，而多点执业很可能会固化了这种既得利益。

自由执业等于废除编制管理，后者短时间内还不能完全实现。

重置改革路径

问题：你近期称：“可以有国有医院，不应该有国有医生。”能否认为这是你对下一阶段医改的主张？

朱恒鹏：中国有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如果能不排队，电话预约，在星级宾馆大堂般的诊室里，喝着咖啡听医生耐心解释20分钟，自费500元他们非常愿意。满足这部分需求的，不会是僵化的国营医院（他们拥有大量的基层病人），而是有事业心的中档医疗单位，我最看好的是民营资本的连锁医院和连锁诊所。

要办好这样的民营医疗机构，一要靠人才，二需要资本。医改只能依靠市场，医生只能自救。依赖政策设计出完善的改革路径不靠谱，那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一方面改革方案很可能不靠谱，另一方面相关部门执行力也可能不靠谱。来自基层的诉求和突破体制约束的不断尝试，才能打开改革的新局面。

(环球医学编辑：范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