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会，任何纠纷的处理，都需遵守一定的规则。怕只怕没有规矩，或失之规范，双方都由着性子办事，依“人治”来处理冲突，这样虽可尽快息事宁人，但从长远来看，却纵容了闹事，也伤害到法治。

“医闹”就是如此，从性质上讲，“医闹”是假借冲突之名，以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手段来争取利益最大化，对医疗秩序构成极大的破坏，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此种行为，应坚决制止。今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正式通过将“医闹”处罚纳入《刑法》，“医闹”者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

“医闹入刑”无疑可以让公立医院“稍稍松口气”，但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来说，却并未让他们感到轻松。面对“医闹”，目前很多民营医院的第一选择仍是“私了”，而不是寻求医调委调解或者是走法律途径。

明明有法可依，为什么还是选择私了？

李华在民营医疗界已经“混迹”了10多年。虽然，李华对“医闹”事件感到深恶痛绝，但就目前而言，他们还是选择以“私了”作为解决途径，这原因何在？

李华表示，“医闹”风波一年少则几次，多则十多次，但从我处理第一单纠纷以来，我的前辈告诉我走‘私了’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生意’越好的医院遭遇‘医闹’的次数越多。”

李华表示，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去解决，需要经过第三方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判决等繁琐的流程，耗时长达几个月。而且在走正规途径期间，患者家属往往还是会采取闹事的方式，还是会妨碍医院正常运营。“一家民营医院每天的硬性运营成本在10万以上，所以协商‘私了’也是我们无奈之举，但妥协结果也造成了‘医闹’频发的恶性循环。”李华说。

第三方怎么看“医闹”私了？

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文简称“医调委”）主任王辉王辉认为，民营医院选择“私了”途径，有几方面的顾虑：一方面可能其在医疗过程中确实存在非法行为，不希望公开曝光；其次是患者家属到医院闹事，将直接影响民营医院营业收入；再就是政府相关部门缺乏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一旦发生纠纷，有关部门都希望企业赔钱了事。

但一位民营医疗机构负责人回应称，采取“私了”的方法解决医闹确实可能存在一些非法行医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小诊所，往往会因为医生资源缺乏，用药贪图便宜而导致医疗事故发生，碰到医闹为了掩盖过失而选择“私了”。但是在正规的民营医院，违法行医、违法用药的情况已经减少，因为违法成本很高，一旦确认医院有违法行为，轻则停业整顿，重则吊销执照，这样的处罚很严格，很少医院会为了节约治疗成本而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正规民营医院选择“私了”更多是为了“省事”。

新规展望：医闹入刑的“能”与“不能”

这种基于秩序目的的“医闹”入刑，对于化解医患矛盾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首先应当承认，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刑法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医闹”入刑在一些人心里还是能形成一定的震慑效应，避免更多的医患冲突走向非理性、有组织的暴力形态。在控制和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促进医患之间展开理性对话，过激的行为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从而将矛盾与纠纷更多引向法律途径，以更为理性平和的方式化解。

但李华表示，虽然新修订条例可一定程度遏制医闹风波，但就执行层面而言，法规如何落实到民营医院，这让他抱有怀疑态度。

王辉指出，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医闹入刑”为医院与医生提供法律保护，但患者应获得的权益应如何解决，这是值得深思的。

“不论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以前发生医闹时医院为弱势群体，但现在有法可依了，出现医疗纠纷后，医院对患者的态度可能会转变得更强硬，患者则有可能沦为弱势群体。”因此，刑法在介入医患冲突时，必须恪守法治原则和谦抑理性，不能轻易扩大规制范围。刑法不能以修复医患关系为己任，不能将打击范围延及正常的维权行为。

刑法不能改变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医闹”入刑也重在治标，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我国医患双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矛盾的调处无论多么周到细致，都不能从上游解决根本性的“病源”。忽略背后的种种社会性问题，如老百姓小病大看的不良习惯、医生职业训练过于迷恋技术、医院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体制市场化造成的营利性驱动等等，一味寻求刑法的“末端”治理，可能是刑法所难以承受的。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