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互信，顾名思义是指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从频频爆发的医疗纠纷事件中患者对医生的指责，从需要不断升级的医院安保制度下医生对患者的防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下“医患互信”的缺失。当患者不信任医生时，倒霉的是谁？

不信任医生 他3天后猝死

9月中旬，43岁的安徽人吴师傅到中心医院急诊科看病，对当时的接诊医生邵弘毅说胸口痛了好几天了。

“胸痛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很可能心脏有问题。”出于职业敏感，邵医生立刻安排吴师傅做了心电图，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吴师傅确实有心肌缺血症状。邵医生提出，最好进一步详细检查，住院最为稳妥。一听这个建议，吴师傅只摇头。他一会儿说自己身上钱没带够，一会儿又说住院太贵，自己没啥大问题，用不着住院治疗。

心脏病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而且吴师傅还有常年抽烟史，这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之一。邵医生怕他出事，立刻安排吴师傅在急诊科抢救室躺着。“我和他说了很多。我猜他可能是心疼钱，还劝他要不立刻回老家治疗，他的医保卡在当地有效，可他还是觉得没事。”邵医生不但劝吴师傅引起重视立刻治疗，还帮他安排了免费的心脏血指标化验。同时，为了掌握更明确的情况，邵医生提出最好再做一个详细的冠脉造影检查。可一听又得花钱，吴师傅再次拒绝，坚持回家。

三天后，吴师傅因突发心梗被家人送进医院。这次虽然急诊科医护人员开展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可惜奇迹没有发生。

“现在医患之间有不信任情绪，发生这样事，作为医生很痛心。”邵医生表示，其实医生给出的一些建议都是有必要的，患者切忌自作主张。

患者为何不信任医生？

其一，医院的过度市场化，偏离了其公益本质。当前，政府对医院的补助大约只占医院正常运转成本的不到10%，于是，通过药品加成、多开医保外的自费药、过度检查等手段，用以补偿运营缺口的做法在一些医院盛行。在一些医生眼中，病人异化为一张张“缴费单”，甚至收受病人的“红包”中饱私囊。由于看病难、看病贵，医院留给患者的第一印象就不是正面的，如果再发生医疗事故，哪怕是轻微的失误，患者内心本就淤积的不满情绪便会被激发。

其二，医学领域的不确定性和患者对治疗结果的高要求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现代医学虽不断发展进步，但医疗领域充满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据了解，现在国内外一致认为医疗确诊率只有70%左右，加之医学界存在众多新领域尚待征服，因此，疾病的治疗结果始终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而不少患者总以为进了医院就必然能治好病，同时根据自己一知半解的医学知识，对病情妄加推断，一旦病情不见好转或者恶化时，就认为是医疗事故，觉得医院和医生不可原谅。

其三，第三方专业调解机制尚不完善，患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现行体制下，一旦发生医患纠纷，要么自行和解，要么由医疗行政主管部门组成调委会调节，要么走司法诉讼程序解决。但现实往往是由于缺乏第三方专业机构来调查和调解，处于弱势方的患者，很难有时间精力和能力来应对，导致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愈加不信任甚至尖锐对立。

拿什么来拯救“医患互信”？

近年来，当类似“温岭杀医案”这样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时，当越来越多的医生在工作环境中开始惴惴不安时，当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表示不愿让子女再从事医疗行业的工作时，解决好“医患互信”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反之，仅仅是呼吁加强医院的安保制度，弄得进个医院还要安检，无疑会造成医生和患者进一步的对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要从根本上重塑医患互信，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首要的是从体制和机制上入手加以解决。政府应将公共卫生事业回归其公益性，加大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减轻医疗机构、患者的实际负担；理顺医疗收费价格，改“以药养医”为“以医养医”，使医院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诊断、救治、护理、服务等环节。同时加快引入第三方调解机构，建立一套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仲裁、诉讼、保险为一体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赋予医疗纠纷调解的公开、公平、公正性，让医患纠纷有畅通的解决渠道。另外，医患双方都要以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为基础加强沟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只有双方共同“纠偏”，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和谐才有望重构和永续。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