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或许以为做学术一定保留着几分纯粹。其实，学术做久了，很多人会发现这里也是个名利场。科学家每天都在影响因子、论文数量、研究经费和基金金额上争来争去，仿佛赢得这些就能称霸学术半边天。不这么做行吗？扭曲的极端功利的学术评价体系给了科研者多大的压力呀！可是也有人认为，科研上的功利性从根上是由目前人类的社会经济状态决定的。

科学家应该对社会做什么？做科研吗？引用次数、杂志影响力和研究经费，这些指标驱动着从研究生到终身教授的职业生涯，每一个步骤都不会让科研者松懈。但是，在这个职业过程中，博士毕业生供应明显过剩，他们甚至无法全部在学术界找到全职工作，只能屈尊反复博士后或离开学术生活。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需要更多青年科学家进入非学术领域。但在现行制度下，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研究人员之间反复交换角色的情况并不常见。虽然学术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但让年轻科学家改变策略、变换职业方向也非常艰难。跨学科研究中，许多年轻学者有很让人激动的思路，但是因为担心无法满足科研评价指标，不敢冒险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最终放弃这种想法。

英国食品标准局首席科学顾问、南安普顿大学生态教授Guy Poppy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职业生涯是农业生态研究、工业合作和政策相关性，但是他的学术表现仍然要按照学术指标来衡量。他是少数成功者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能接受这种职业方式。

一些学者对评价体系增加学术影响的过分要求非常反感、恼火或怨恨。但Guy Poppy却另有看法，他认为目前大多数大学使用的科学评价指标给了科研者如此多的压力，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研究机构获得更快、更好、更强的科研成果。而且，这种提高对科学家产出要求的趋势只会增加，不会减弱。政客和社会对科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既然这种既定事实难以改变，科学家们就必须调整，否则就会失去公众支持。学者和科学界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在适应更广泛社会需求方面，科学体系并不成功。

在这种科研环境下，如何给科研者提供一些帮助？Guy Poppy教授建议，一方面鼓励更多博士们到其他领域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研究机构应该调整评价模式，减少对论文和基金的要求，增加学术表现方面的分量。另外，大学应该把教学能力作为重要指标。美国一些农业专业大学已经把农业研究人员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作为评价指标。

科学是复杂的，关于科学的认识和问题解决方案也是复杂的。对科学职业进行简单管理和评价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希望做科学家，就准备好时间和汗水，迎接来自社会的功利主义评价。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