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怒了！“加薪”如何兑现？

10月1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100余名编外合同护士因工资水平太低而抗议。据一位参与静坐的护士透露，她当月的全部收入仅有272.68元。而在该院，和她一样收入可怜的护士并不在少数。作为合同工，该护士在大港医院工作了1年多，基本工资只有920元。而本月各种费用扣除后，她只领到了272.68元。之前该院传出消息，原本医院每月发放1000元的固定奖金都要取消了，而9月底，他们也确实没有领到奖金。据另一位参与抗议的护士代表透露，医院方对于“同工同酬”的诉求明确表示“不可能”，还放言“乐意干就干，不乐意干就算了，就算愿意干医院一样会裁人，带头闹事的人要严肃处理”。

13日下午，抗议者选派5名护士作为代表，向天津信访办、卫计委相关人员和医院领导集中反映情况。

多工作30小时却变相减薪30%　英国医生怒吼罢工

10月18日，英国伦敦2万多名白袍医生们走上街头，抗议不合理的健保新制。据悉，英国卫生部长杰里米•亨特计划重新制定初级医生的正常工作日标准，新的一周正常工作日将包括周六和夜晚。抗议者不满工作时数增加，让他们星期六也要上班，但是薪水却没跟着增加，等于是变相的减薪了30%。

最新调查指出，已经有超过70%的住院医生表示，如果政府不重启协商，他们会离开英国健保体系（NHS）成为派遣医生，或是干脆转换跑道。

香港1300名医生“怒”坐要求加薪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将首长级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酬额外提高百分之三，但是一向跟随公务员调整薪酬的香港公立医院医生“没份”，因此激发了香港公立医院医生不满及愤怒。21日，约1300名香港医生发起静坐，医生们亦手持“怒”字标语，要求跟随香港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一样，额外加薪3%。

10月22日傍晚，在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管局）董事局开会后，医管局主席梁智仁宣布，决定一致支持给医生额外加薪3%，但未来该决定仍要由财委会及董事局通过。

医生薪酬到底多少合适？

决定工资的因素：

医生薪酬设计的决定因素应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成本，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个为学科成本，这种成本在当一个医生之前就发生了。现在三甲医院，一般只招收研究生，这至少要经过8年苦读，比一般学科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另一个成本则是医生的劳动，当下医生高强度的脑力与体力劳动，这自不必多说。当前三甲医院的不少医生除了做医生，还要当老师，搞科研，工作强度很大；还有一个成本则是潜在的，即风险，医生的失误，不但造成病人的损失，对自己而言，小则影响前途，大则断送职业生涯，甚至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是创造的价值，救的是生命、祛除的是病痛，其价值也不必多说。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表示，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医生是一份高技术、高风险、高价值的行业，理应获得体面的、丰厚的收入。

在国外的确如此。美国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十大最赚钱的职业中，外科医生（平均年收入：352220美元）、精神病医生（181880美元）和全科医生（180180美元）位居前三。此外还有三个医疗相关职业进入到最高薪的前十名榜单，分别是牙医（146340美元）、牙齿矫正医师（129110美元）和药剂师（120950美元）。

但在国内，情况却不一样。2015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已经发布。这份白皮书的研究结论基于中国医师协会于2009年、2011年、2014年的三次调研。在上述中国医师协会的三年调查中，医务人员的收入问题均在调查之列。2009年的调研中，受调研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报酬不相符的高达91.90%，这一数字公布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反响。而到了2011年的调查，认为付出与收入不相符的更是高达95.66%。从最新的调查来看，中国医师协会在2014年的调研中，有65.9%的被调查医师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其中选择“很不满意”的比例为19.1%。医务人员对于收入的总体不满意率有所下降。

这次调查中，其中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医师占29.46%，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的医师占37.37%，收入在5000元至7000元的医师占15.40%，收入在7000元至10000元的医师占11.58%，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医师占6.15%。

《白皮书》称，访谈中，很多医师认为，提高医师合法收入对治理红包、回扣，以及缓解医患关系紧张都能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医师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教师的收入有量化要求，医师的收入也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

应如何设计？

医疗卫生行业由于“人命关天”极其特殊，因此，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大潮中，要么被“包养”，要么“断奶”，看起来折腾得挺欢，然而真正触及“体制”本质的改革却很少。特别是在政府层面，要么“越位”，手伸得很长；要么“缺位”，该管的不管。即使新医改政策，财政投入了巨额资金，似乎也没有搞出皆大欢喜的名堂，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医务人员也没有受到什么鼓舞。特别是在执业环境和薪酬两方面，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医务人员是医疗系统最宝贵的资源，是决定医疗服务质量最核心的因素，只有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方能成功。如何建立能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的薪酬制度，是新医改无法绕开的考题。

如果不打破目前用计划经济色彩的人事制度来指导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医疗服务体系，按照传统的事业单位的思路去设计医疗服务行业的薪酬制度，显然难以让扭曲的薪酬制度回归到公平合理的状态。

从市场规律的角度出发，医生应该获得何种待遇？是否需要按照劳动力成本进行核算，比如一名医生的实际培养成本和他们的医疗资历来计算。除此以外，是否还应考虑各种医生岗位，医生具体实施诊疗的时间、技术难度、消耗的体力与脑力、面对的职业风险与压力等综合因素，来确定工资收入的高低。然而，在现有的劳务标准评判体制下，国内医生的劳动价值更多体现在能够创造多少业务收入上。他们时常被当成“业务员”，拿着很低的底薪，然后主要收入由创造多少业务收入、由卖多少药、卖多少器械和检查来决定。最后，自然制造了经济对立的医患关系，患者多失去，医生才能多获得。

这种对立还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如果从医疗的公益性本质来说，原本应该是“病人越健康，生病越少，住院次数越少，医生的工作就越有成效，医生的收益也应该越多。然而，在医生劳务价值被错误定义的背景下，出现的却有可能是相反的怪现象，只有生病的人越多，患病越严重，医生才越受益。最后造成的结果势必将违背医疗的公益性，造成医生们无比热衷于做发病后诊治的工作，而不愿意做发病前预防及管理的工作。在这种错位的冲动下，疾病发病率得不到有效控制，病人越来越多，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多，但医患关系却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走。

因此，只有尽快结束这种落后的劳务补偿关系，使医生们的待遇由其实际的劳动力价值来决定，而不是由“创造了多少经济收入”及“用了多少药物器械”来决定，如此，医生的高收入不但不“与民争利”，反而可能会增加公众的福利，才有可能令医改破冰前行，打造医患双赢的社会局面。

此外，医生的薪酬体系改革不应该简单理解为加薪或降薪，而是应该打破目前跟科研和课题相关的评价体系，真正与医生的临床技术水平及患者就诊效果关联。

医生也是普通人，也需要买房、养家、养孩子、养父母。在没有分房福利或其它补偿保障的情况下，没有合理的收入能行吗？而且，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如果没有相应的高收入支撑，会有谁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干呢？还能吸引精英人才吗？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单纯地消灭回扣、红包，是否会导致大批医生改行，医疗行业萎缩的必然结果呢？

如此看来，医改还是需要回到问题的根源，即：坦诚地面对现实，并回到真正从正面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上，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