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火的话题无疑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经济考量之外，什么时候生、如何生、生了如何养……父母们最纠结和担心的是“两位”——床位和学位。是否会出现原本紧张的幼儿园乃至中小学优质学位更加供不应求？医院的产床够用吗？会不会“一床难求”？父母担忧，医生也无法淡定，儿科和产科医生都很焦虑！

儿科医生“预警”

《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从2010年起，新医改五年来，儿科医生的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尽管儿科“医生荒”的持续蔓延在医疗界早已是旧闻，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儿科医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2012年中国14岁以下的儿童数量为2.2亿，儿科医师的数量为9.6万，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不仅远低于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的美国，更是与每千人2.06名医师的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

更可怕的是，0.43的数字可能将继续减少！

与儿科治疗的巨大需求相比，儿科医疗的资源捉襟见肘。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只有68所儿童专科医院、25.8万张床位，只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但中国儿童人口的比例却有20%。

更可悲的是，相比成人医院，儿童医院的人力资源平均高出30%，儿科疾病变化快，持续监测时间长，儿科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之大，只有儿科人自己知道。再加上儿科是医患矛盾高发区和遭遇医疗暴力的高危区，大批综合性医院被迫取消儿科，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相继关闭儿科专业。

但近年来，许多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又被要求强制性恢复儿科。同样是根据上述调查，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要接待4000名患儿，儿科门诊却只有40-50名医师，也就是说每位医师一天要接待80-100名儿童。

相比成人，孩子用药少、检查少，在“以药养医”体制没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儿科医生收入自然就少。再加上医患关系紧张等原因，儿科医生转行的很多。有的去当医药代表，有的通过学习转到了成人专业。

压力大、收入少，付出收获不成正比，是不少儿科医生转行的重要原因。此外，儿科还有其独特性。首先很多孩子无法描述自己的不适。儿科俗称“哑科”，除少数能准确表达的大孩子，大部分儿童不会诉说自己的不适。再就是给孩子治疗也往往比成人困难。就像打针，孩子可能反抗，就需要更多医护人员。

儿科不容易出学术成果也影响大家的积极性。儿科多为常见病，相比其他科室，在学术上做出成果的几率要小，这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之前提出的“降分”录取儿科医生可能在短期内能增加儿科医生供应量，但长远看不一定是最好方式。这有可能让患者产生儿科是劣等医生的印象，陷入恶性循环。

产科医生也焦虑

不仅是儿科，在“全面放开二孩”后感受到巨大压力的还有产科。

根据生育意愿调查，大部分70后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受到影响最大的一族。这部分人群都是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无论是并发症还是难产风险都更高。对产科医生来说，他们将面临更多的“疑难病例”。

除此之外，现有助产机构和产科床位数能否顶住生育高峰的挑战也是一个问号。据悉，为应对“单独二孩”可能带来的出生人口增长，北京早已计划三年内在全市范围内增加1000余张产科床位，而伴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到来，床位数很可能继续增加。

但是，如果产科医护人员数量跟不上，床护比会持续萎缩，工作压力也会持续增大。

对于儿科医生和产科医生，关键还要出台激励政策，提高待遇。这才是留住医学人才的关键之一。医生在绩效考核上应制定更加具有引导性的激励政策，而不应过分依据业务收入。

儿科诊疗风险和成本高，最好能逐步提高儿科医生的相关诊疗收费，包括诊金、检查费等。在国外，儿科、急诊等诊查费要高于成人普通门诊费，因为儿科的诊查成本是要高于成人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儿科医生的积极性。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