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SCI传入中国,很少有人不怨它,又很少有人能不在乎它。对于SCI,有些人终其一生而不得,有些人屡屡受挫却欲罢不能。SCI之所以如此折磨我们的身心,只因三个字——评职称。因此还促生了庞大的论文买卖市场,期刊上到处充斥着花钱发表的、专为学业通过或职称评定而写的所谓论文。
SCI早已不是当初的SCI。近期SCI被卖的新闻在学术界像是扔下了一枚炸弹,有人因此提出是不是可以借此契机让SCI退出中国以正本溯源。不知您是否认可这一观点?
SCI: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毫无疑问SCI曾经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无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近年来不仅名不见经传的小期刊造假事件不断,著名期刊论文造假事件也令人目不暇接,其性质恶劣影响广泛,堪称空前。另外,还有人表示SCI早已经不再是发表真正有意义的研究的学术平台,而是成为了一种学术政治游戏的名利场。
为了能发表SCI,顺利通过职称评审,本是最在乎声誉的知识分子,竟然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的找人,有钱的花钱,沉默地加入到弄虚作假的庞大队伍中来。连学术大咖论文造假也早已不是罕见新闻。以下权威期刊的撤稿
事件就是证据:
2015年8月18日,德国著名出版社施普林格宣布,由于调查显示论文的同行评议报告存在造假问题,将撤回64篇科研论文。经过相关媒体调查,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神经生物学、癌症研究、生物化学和其他学科的期刊上,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沈阳和哈尔滨等10多个中国城市。
2015年3月27日,英国大型学术医疗科学出版商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ioMed Central,简称BMC)撤销了43篇伪造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作者单位涉及38家国内知名医科院校及三甲医院。涉及其单位的文章第一作者都是导师级的通讯作者,属于业内“大腕”。
2014年12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称某些造假论文已经渗入期刊《诊断病理学》中,文章分析100篇学术论文的语言用词,发现一些论文看上去像是工业规模大量生产出来,其中24篇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的资助,另外17篇的科研津贴来自其他中国政府部门。
2014年初,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计算机科学家Cyril Labbé发现,在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和美国IEEE组织的一些会议论文集中,存在数量客观的计算机生成论文,出版社确认后撤回了这些论文。在120篇被撤稿的论文中,大多数虚拟论文会议都在中国举办,大部分论文作者标注来自中国的学术机构。
近日,担任国内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医学杂志编辑部负责人王某,因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间,在论文录用、加急发表于期刊等方面为相关投稿人私下提供帮助,先后接受12.33万元贿赂款,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SCI是否有原罪?
在中国,医生的职称评定、职位谋取等与论文的多寡直接挂钩。在唯SCI的职称评价体系之下,伪科研大量流行,众多论文雷同或者言之无物,仅仅是为了加重晋升的砝码,甚至还极端表现为,有的外科教授不会做阑尾炎手术!那么,SCI是否有原罪呢?
2009年9月,84岁的“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在与中国公众的首次见面会上就被大家诘问——你认为中国对SCI的使用合理吗?为什么到中国,SCI就变了味儿?
这位“SCI之父”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中国使用SCI的状况大加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引发无数争议的“怪现状”,其实只是中国在科研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罢了。40年前的美国和30年前的意大利也经历了相似的阶段。
他举例说,40年前,当美国的大学要进行终身教授的评选时,管理者们发现,备受推崇的“同行评议”评价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进行,SCI就成了替代的评估方法。“如果按照理想的状态,就要把那些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人都找来,坐在一起,拿着候选人的所有论文,大家一篇一篇地读。这样才能公正合理地评判出,每一位候选人的研究成果好不好,科研水平是什么级别。”加菲尔德说。但这个过程实在太复杂了。因此,学校找到这些教授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太忙了”。无可奈何的学校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一个量化的指数,最后他们选择了SCI。“这个时候,SCI就成了很多人评估科研能力的标准。”加菲尔德说,“这与现今的中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无论是那时的美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相比于复杂的“同行评议”,SCI无疑是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而大家需要的,也只是一个快速的答案而已。”加菲尔德说。
中国SCI的情况还与30年前意大利科学界的状况高度相似。当时,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渗透到了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大量的政治和人际关系因素开始干预科学研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盛行,甚至有一些科研项目,没有做出任何可以发表的结论就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科学家们希望凭借引入一个“完全依靠数字运算的方式作为评估标准”,来保证科学研究基本的质量。SCI的影响力指数就成了他们很好的选择。
事实上,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SCI的时候,其重要目的之一同样正是对抗学术的不正之风。
不过,虽然有着相似的开始,科学史接下来的发展却没有因循同样的脚步。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学术评价都已经日渐完善成一个混合的系统,它既包括同行的业内评估,也包括利用SCI等指标进行的量化分析。但在中国,SCI的地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渐强盛。
以此来看,SCI并没有原罪。就像火药的发明,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关键看怎么使用。是过度简单化的运用甚至是“滥用”,才让SCI在中国弊病丛生。SCI创立的初衷,其实正是一个让人“沉下去”研究的文献检索工具,它本来与学术水平评估没有关系。
SCI是否应该退出中国医生的评价体系?
但对于医生来说,论文与临床确实是两难的问题。即便是最有经验、资格最老的医生,也常常对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一筹莫展——既不想因为科研不顺、论文级别不够影响职称评定,做身份尴尬的“老主治”;也不想在实验室花费太多时间影响临床技能的积累和临床工作的开展,成为徒有其名的“庸医”。
或许您还可以列举出N多条不写论文的理由——压力大、工作太忙……美其名曰不写论文,一心扑在临床上,但真的能实现吗?医学科研源自临床,却远远高于临床,所以完全告别论文并不现实。临床医生可能没有条件从事基础研究,但没有理由不从事临床相关研究。对疾病进行随访、归纳、总结,也可以发表论文,甚至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医生写论文本无过,真正根源是不合理的职称评价体系。赞同取消论文评职称的人认为“应该以临床能力评价医生水平”。试问,何为“临床能力”?如何采用客观指标进行正确衡量与评价?
SCI极端使用正在拨乱反正
可喜的是,SCI被极端使用的情况正在被慢慢拨乱反正。今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不仅如此,还要改革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其中包括了以临床诊疗工作为中心的广大一线医生。文件还同时强调,将建立符合中小学教师、全科医生等岗位特点的人才评价机制。
确实,基层医院还是应该以医疗为主。在我国,大多数基层医院不具备搞科研的能力,科研是严谨、严肃、严格的事情,科研的结果是用来推动医学发展的,是解决临床难题的,一个假的结果将会对临床工作造成巨大的危害。不分医院级别、能力,盲目地追求搞科研,写论文,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就必然会导致造假。
改变陈旧的医疗人才评价标准改革也已经陆续落实,唯论文评医生职称的时代正在谢幕。7月13日,江苏省出台《全省乡村教师职称评审政策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淡化乡村教师、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的论文与科研要求,取消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调整卫生系列职称评审标准,降低论文数量要求,重视实践、医疗安全以及动手能力。对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卫生机构人员提出不同岗位能力和业绩要求,对主要承担临床任务的医生的评定强化临床导向,推出临床医生技术等级评价体系,重点评审其临床工作能力和业绩。以此为方向的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期待的是改革的加速进行!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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