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报聚焦医患纠纷的成因和解决方法，在长沙各大医院向医生和患者发放百余份问卷。收回的100份医疗纠纷调查问卷显示：面对医患纠纷，62%的受访者选择“协商解决”，而愿意走法律途径的仅占22%，耗时长、费用高，第三方调解组织缺位成了影响患者理性维权的最大阻力。此份调查结果值得人们反思！

调查一：62%协商成首选，难见第三方

据调查，收回的100份问卷显示，面对医患纠纷，医生和患者首选解决方法是协商，占到总数的62%。而在50名受访医生中，有28名选择“会向院方或有关单位反映”，占到总数的56%；50名受访患者中，向院方或有关单位投诉的有26人，还有8名选择“与当事医生协商。”

去年上半年，汪朝霞在长沙一家三甲医院做了右足马蹄形内翻畸形矫形手术，取钢钉时，医生在她右脚上残留了两颗钢钉。首次协商，她向医院提出免费后续治疗和6.9万元赔偿两个要求。但与医院多次协商中，双方并没能达成一致。“我一个从农村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一个第三方在中间协调，我也好知道去找谁，到底怎么定责任，该赔偿多少。”汪朝霞说。记者同时了解到，汪朝霞所去的医院，街道有一个工作人员协助医院处理类似事件，但在该案中，第三方并未出现。

基于在医患纠纷调解中，第三方经常缺席的现状，应呼吁建立能被医患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调解组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可由卫生行政部门、保险机构、医学法律专家、公安机关等共同组成，经费独立，对医患双方进行论证和解释，这样调解协商效率会更高。

调查二：22%诉讼能维权，但耗时又费钱

在调查中，当遇到医患纠纷时，有9名患者表示会选择向新闻媒体曝光，有12%的受访者选择“向亲朋好友抱怨”，22%的受访者选择上诉法院解决。调查采访得知，患者之所以不想走法律途径，担心的因素集中在耗时太长、花费过多、不信任鉴定等方面。

2012年7月，衡阳人邱西（化名）在长沙市一家医院做了淋巴结核清除手术，术后出现神经损伤，因不满医院“手术并发症”的答复，邱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赔偿80535.42元。提起诉讼9个月后，他才被通知去做司法鉴定。最后法院开庭审理，结果是医院无过错，驳回全部上诉请求。至此，他与医院的官司已经耗时1年3个月零22天，花费1.5万元——律师费5000元，鉴定费5000元，往返衡阳与长沙之间的交通费、误工费等也将近5000元。

花了钱，官司没赢，懊恼的邱西对鉴定机构也产生了怀疑。鉴定当天，刚进大门，院方律师就跟鉴定组专家热情地打招呼，而自己的律师却完全插不上话。“人家都是圈子内的人，裁判员、运动员都是他们那边的，我怎么赢得了。”

据悉，医患纠纷案件仅一审就要花费一年左右，如需二审，则耗时更长。费用方面，市一级医学会鉴定1800元，省级鉴定3200元，司法鉴定省内要4000元以上，而省外则近万元，如需专家出庭，还需支付差旅费等。由此，诉讼途径至少耗时一年，花费上千。如此高昂的诉讼成本确实让部分患者无法承担。

调查三：1%无奈选择闹，医患两相伤

协商不成，司法途径又走不通，医患纠纷常常会升级成医患冲突。在此次调查100名受访者中，虽然仅有1人选择了暴力解决，但有38个人选择了对未来医患关系“信心不大。”

2009年1月，3个月大的唐育旺发烧咳嗽，在省儿童医院打完点滴后离开。第二天，孩子病情恶化抢救后变成植物人。家属认为第一天没查出问题是医院误诊。但医院称，小孩第一天诊断无误，第二天入院前，孩子就已心跳呼吸停止。

2010年7月，父亲唐运章在白色T裇上写上了控诉文字，站在了医院门口，引来大量人员围观，也曾多次跟医院保安发生冲突。

当记者问及他为何不走法律途径时，他回答：“没有钱。”直到现在，唐育旺已经在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呆了近4年，目前仅依靠鼻饲维持生命。截至2013年7月，孩子已欠费35万余元。省儿童医院医务部主任彭国强表态，在唐育旺案件中，医院既不能放弃治疗，家长又不接回去，事情至今未果。

部分患者用“闹事”等过激方式给医方施压，采取拒交医疗费、拒绝出院等方式对抗，且不愿意、不配合医院启动鉴定或诉讼程序，造成纠纷长时间无法解决和巨大医疗资源浪费，这已加重了医院负担，建立合理的协商机制和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或将成为一种出路。

当前我国的医疗体制问题重重。这是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许多医生因此悲观丧气。但我们不能把体制缺陷当成所有问题的挡箭牌，医护人员仍要坚持做人的良知和行医的底线。牢固确立“病人至上”理念，真心诚意地为患者服务，提供及时、详尽、专业的信息，能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和警惕心，让医患间的沟通更有效。这是建立信任最直接、最重要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基所在。

而重建信任，同样需要患者的配合。诚然，患者不断增长的权利意识是倒逼医方责任感的一种方式，但医患关系中，患者并非永远正确。以怀疑论为前提，将所有医生都预设成唯利是图的坏人，既不公平，也对医生的正常诊疗不利。更多时候，患者应履行自己积极配合治疗、信任医院和医生的义务。

此外，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耗时长、成本高、难度大，患方大多数选择“私了”。而“私了”的潜规则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结果，医患关系愈加复杂，甚至出“医闹”现象。而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可以帮助医院从纠纷中解脱出来，有效改善医疗环境。

健全第三方调解制度已刻不容缓！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