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处在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由于医疗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目前参与到创业大潮中的医生寥寥无几。但是，随着2016年年底多项为医生多点执业松绑的医改政策的出台，不少体制内的医生重新开始春心萌动，难以抗拒外面世界的诱惑。在重大的决策面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已经走上创业之路的前辈们的酸甜苦辣，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神经外科医生宋冬雷：不能忍受5年亏损的人不要投资医院

宋冬雷曾经在体制内有过显赫的头衔：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2009年，演员赵本山在上海突发颅内动脉瘤出血，宋冬雷就是主治大夫之一。但是，2013年宋冬雷选择走出体制，到一家民营医院做院长。当时已经47岁的宋冬雷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上海医生圈内引起了不少震动。2015年9月，他又从民营医院院长的位子上再度出走，这一次他选择的是自由执业，成立医生集团，不再受雇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

对于为何抛弃已经取得的一系列光环出走，宋冬雷表示，在体制内医院感觉自己像个丧尸，一年两千四百台手术，平均每天8台，这意味着，宋冬雷经常要在手术室里连续操刀四五个小时。“丧尸”是很多医生的共同状态。

作为自由执业的先行者，宋冬雷告诫后来人，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也是一个金字塔，做得好的民营医院也只是塔尖。民营医院背后的资本，有些想法与医生的理念并不总是一致的。奉劝不能忍受5年亏损、财力不够的人，千万不要投资办医院，因为你们的急功近利会让医院难以生存，也会让你们的投资死得很惨。

龚晓明：先要培育自己的口碑

2016年3月，妇产科医生龚晓明集结全国百位妇产科医生，成立中国第一家妇产科医生集团。这位44岁的妇产科男大夫将自己的创业公司命名为“沃医”，寓意“医生的沃土”。

呼唤医生走出体制温床的龚晓明，也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十五年。在中国最顶尖的公立医院，龚晓明享受着令同行羡慕的名声。他是治疗子宫肌瘤方面的专家，他的挂号费被“黄牛”炒到上千元，诊室外总是挤满了等待加号的患者。

“我本应该沾沾自喜。”但2011年冬天，一位患者告诉他，自己冒着零下四摄氏度的严寒熬夜排队买他的号时，龚晓明被触动了。“看病是件多么痛苦的事。”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巨量患者的涌入，使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不堪重负，现实也不时让医患双方都感觉缺少尊严。

“这是不正常的医疗。”2013年龚晓明从协和辞职，尝试多点执业。2015年，他彻底离开公立医院，成为一名自由执业的妇产科医生。

尽管有国家政策支持，但龚晓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孤独的探索者。

医生的“出走”让公立医院的资源优势受到冲击，因此常遭抵制。同时，很多医生对是否“出走”也犹豫不决。“他们最大的担忧是没有病人。”上海知名血管外科医生张强在创立医生集团初期也曾面临没有患者的境况。“认庙不认人”是中国人普遍的就医习惯。公立医院的大平台是病人来源的保障。成长于大医院的大夫们从来不用去“讨好”病人，他们一旦走出体制，便在市场竞争中无所适从。

在龚晓明看来，解放医生，首先要让医生们跳过医院，培育自己的口碑。他笃信互联网是颠覆固有医疗模式的利器。而他从体制内走到自由执业的经历，也恰好验证医生建立口碑需要“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

令人振奋的是，医生自由执业被提上了国家日程。2016年年底，随着国家出台的多项医改政策，医师多点执业得到松绑，社会办医的门槛不断降低，将会有更多医生走上“二次创业”的道路，更多的医生将会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医生创业：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对于医生创业，“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应该是最好的诠释。

最坏的时代：首先，对于医疗服务，政府不满意，医保支出每年增长。其次，病人也不满意，看病很难，找到专家很难，医患沟通不够；我们经常看到“医闹”的事件也是医患矛盾的表现。第三，医护人员也不满意，他们的劳动没有得到合理的阳光回报，他们的心情也不舒畅。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医生讲到体制内的困扰，希望探讨有什么更好的发展的方向。

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有需求的地方，有需求的地方就是机会所在的地方，医生创业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社会医疗的投资越来越多，诊所、新建的医院在不同的城市层出不穷，北京、上海有很多新的医疗机构建立，它们需要硬件和软件的补充，这样让这个医院运作起来，这也是给很多的医生提供了机会，大量的民营医院、外资医院需要优秀的医生，所以医生走出体制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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