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将巫的研究作为宗教史的一部分来看待是不够的。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医学的创造和积累与巫师的活动分不开。

上古之世，“医”被称之为“茅父”，如韩婴（约前200～前130）之《韩诗外传》卷十载曰：“上古医曰茅父”，而且“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卜言耳”。这段话不仅记载了上古时代的医生之称谓，而且记载了“茅父”行医的程序和方法，可以看出，那时的医生治病其实就是施行巫术。巫的现象和巫的行为，在万物有灵与神秘互渗等原始思维观念的指导下，成为远古人类共同的文化特征，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程序的真正起源。

中国先秦文化中对巫的记载非常丰富，这一方面说明在当时巫已十分盛行，另一方面因其已经盛行而说明巫早已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记载。事实上人类的巫文化现象应追溯至文字产生以前更远古的时代，它的社会基础和认识论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原始理解。

巫术与鬼魅崇拜皆属灵物崇拜、自然崇拜。所不同的是鬼魅崇拜的对象多为游魂野鬼与魔怪精魅那样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草野神灵，而巫术崇拜的对象则主要是五方天帝、三界尊神那样一些下不得尘埃的贵显神灵。巫事尊神是巫术发展的后期成果，早期并非如此。在旧石器时代，巫风炽盛，那时的巫术泛而且滥，人人皆可为巫师，个个尽可通鬼神，大家都可以假鬼神意志而各行其是，使得部落首领失统御之职而难以掌控，于是便严格控制人人皆可沟通天神的权利，其措施为“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书经•吕刑》语）由此便演化为以超常智能之人专事巫觋祝宗之职，女巫男觋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能够知晓并传递神的旨意，在常人面前他们如同神的化身，以此为统治阶级掌握着祭祀、医疗、通达天神、续史传曲等重要职能。在那时，巫是最有文化的社会高层人士，特别是在进行绝地天通的重大变革以后，巫觋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唯一使者，此殊荣、此特权使他们成为人类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承者，因而巫师确实曾经代表过人类先进的文化水平，进而曾经主导和影响过早期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医学。

世界各民族中最早的医师，实际上就是巫师，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词汇中，巫师与巫医（medicine man）的含义十分相近，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以及《说文解字》释“医”都说“巫彭作医”，《广雅·释诂》更明确地指出“医，巫也”，可见在中国古代，巫和医往往是一身二任，不能分割。在相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了黄帝与名医歧伯的问答，而书中称歧伯为“天师”，说明其身分也是巫师。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是将巫医视为同一类人。孟子也说过：“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孟子·公孙丑章上》）孟子在此将巫与制棺材的匠人作对比，是明言前者系以医人为职业，而后者则靠售棺材以谋利。

面对病痛疾苦的折磨，人们除运用源自于自然本能和生活实践的简单经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处理外，更多情况下则主要寄希望通过巫术解除病苦。人们通常把病因病机与鬼神作祟联系起来，认为要解除病痛就必须以巫的形式祈祷众神，通过祭祀而告慰、感动各界神明，从而达到消灾祛病的目的。巫师在沟通天地神明、消灾免难祛病方面本领高强，在常人眼中他们一般都能诊善治，消病祸而降平安，抚形伤而慰心创，因而早期的巫师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曾经医巫同源共体，彼此难分。即使在远古时代，巫师治病也并非仅凭施弄法术这么一套本领。在远古时代，巫师不仅掌握着沟通鬼神而施术祛病的特权和本领，而且还掌握着早期的医药知识，《山海经》中就有十巫采药的故事。事实上他们在祛除病邪的过程中，通常会因人、因地、因病而分别采取巫术、禁祝、祭祀、按摩、气功、导引、针砭以及服用药物等不同的办法，只不过即使是使用纯粹的医疗技术，巫师们也会故弄玄虚地配合一些巫祝之术罢了。

巫和广义的巫术产生于远古的人民之中，具有极其深厚的根基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进入文明史以后的漫长时代中，巫师们仍然存在，继续在民间发挥其古老的魔力，直至今日，其影响深入到了民俗的各个领域。只不过用现代眼光来看，“巫”毕竟缺乏科学逻辑，缺乏理性光华，然而，它也毕竟是数千数万年前的产物。当我们谴责其落后和迷信的一面时，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当人民在历史的漫漫长夜之中，遭受到各种社会的压迫和自然的灾害，贫苦无告，求助无门的时候，只有本乡本土的巫师才能以低微的报酬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支持、医药的帮助。而当官府的压迫超过了人民所能忍受的极限，大民需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时，也只有这种土著的宗教，为他们提供合法的依据和组织的手段。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