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于是在医院里就有这样一批新生的医务工作者——捐献协调员，他们主要负责在生命不可避免的逝去之后做好与家属的沟通，让器官得以用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从刚开始不被人理解、遭人误会甚至辱骂，到现在器官移植已被大多人普遍认可，他们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希望。

2010年7月，陕西省被确定为第二批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省份。至今，陕西省人体器官捐献有400多例，使1000多名患者重获新生。

近日，记者走进西安交大一附院，与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对话，听她讲述器官捐献背后的冷暖人生和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

在我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天使女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2年11月9日，在广州市的一家医院，几位身穿手术服的医护人员摘下口罩，向手术台上一位17岁的女孩致敬。女孩因车祸离世，为了实现她生前的心愿，父母捐献了她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并让两人重见光明。

同样在2012年，西安交大一附院的护士刘林娟进入肾移植科器官捐献协调办公室，成为一名协调员。多年的护士经历让刘林娟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器官捐献”的急迫。她说，自己在ICU见过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所以，如果能做器官移植协调员，在生与死之间、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为逝者与生者打通一条通道，为生命搭桥，让爱延续，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尽管如此热爱，在刚刚担任协调员时，刘林娟还是很忐忑。“死生是大事，你开口和患者家属沟通时，会触及到很多忌讳。”刘林娟说。

刘林娟至今记得自己遇到的第一位潜在捐献者是一个年轻小伙，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生命垂危。

当她上前与小伙的家人沟通，刚刚说出“捐献”两个字，便被患者的家人团团围住，沟通以失败告终。后来，小伙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家属虽提出想捐献部分器官，但已经错过了移植时机。“从遗体上取下的器官需在血液流通的情况下立即灌注，才能保存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人心跳停止、死亡几分钟以后，血块完全凝结，器官就不能用于移植了。”刘林娟说。

事实上，家属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对亲人罹难的悲痛情绪、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怀疑。这些都让器官移植协调变得不那么容易。

章娉、李翊儿和赵钰石是宁波市鄞州二院OPO（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三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她们曾“三顾茅庐”去劝说一位脑损伤患者的家属进行器官捐赠。据她们介绍：“在和家属见面之前，先查看患者病例，判断器官是否符合捐献条件，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再开始展开家属的思想工作。”他们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因为一例捐献要跑三五趟，时间长的要协调一个多月。

在我国，由于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到文化、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器官捐献曾走过一段漫长的“冰河期”。随着器官移植专业化的推进，民众普遍接受并认同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不仅要做好家属的工作，还包括对捐献者的身体评估。在做器官移植前，先要查看患者的病例和相关体格检查。“肾功能、肝功能、胸片、血常规、传染病、肿瘤指标等相关资料我们都要看过，以便初步判断是否符合人体器官捐献条件，然后再把这些资料传给评估专家，让他们进行更精准的判断。”李翊儿说，“由于需要得到家属认同，器官移植团队里还必须有专业人士来和患者家属打心理战。”

“成为一名合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流程。”刘林娟说，医学相关学科毕业且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才能进行申请，经过资质认定审核通过后，再进行专业的岗前培训，“还需要学习专业知识、沟通技巧，还有模拟现场等。”

相比2010年前后，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提高了很多倍。“从一开始被患者家属拒之门外到现在有人主动提出进行器官移植，这与器官移植专业化是分不开的。”刘林娟说。据了解，刘林娟所在的器官移植团队由9名医护人员组成，其中有评估医生、护士，还有专职协调员，均取得国家认证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资质。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同意器官移植的家属大部分是因为移情原因，他们希望亲人的生命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在这个世界。

（环球医学编辑：徐钰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