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数据显示，每年等待器官捐献的人数在150～200万之间，而真正能等到器官移植的人却寥寥。在临床技术已不是问题的今天，供体稀缺成了最大的障碍。这几天，一名23岁的小伙子一直感动着北京市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医务人员。经过多达几十人、数百公里的紧急联动，小李捐献的器官拯救了6条生命，另有2人因为他而获得光明。器官捐献需要转变观念与立法并行。

23岁小伙儿捐献器官拯救6条生命 两人获得光明

几天前，23岁的小伙子小李，到北京探亲时发生车祸，经过急诊医生全力抢救，小李颅脑大面积出血，不可避免的出现脑死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父母留不住孩子，想到“让自己孩子的一部分存活在世界上”。于是，小李的父母找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

6月24日16时，北京佑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刘源带领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发。18时，小李经过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绿色通道进入佑安医院ICU。普外中心臧运金主任带领ICU刘晋宁主任对小李的病情进行了系统评估：病人颅内出血，出血性休克，深昏迷，没有自主呼吸，血压几乎维持不住，随时都会离世。

25日凌晨2时，为了维护小李的器官功能，医生采用了血滤治疗。10时，小李的器官功能终于稳定。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器官捐献办公室开始与时间赛跑。

25日11时，脑功能评估分中心到位，经过脑电图、脑血流图等仔细评估，小李的大脑已没有血流和脑电活动，脑功能已经不可逆丧失；12时，急诊化验结果显示，小李的肝肾功能正常；13时，器官功能评估小组到位；14时，小李父母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并按上手印；15时，医院伦理委员会经过伦理审核，批准手术进行。

经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分配平台，有一位等待肝移植的患者和两位等肾移植的患者经过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幸运地匹配了小李的肝肾。由于小李体形偏小，很多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都不能匹配，臧运金马上积极协调，在全北京努力找寻体形小的需要心脏移植的受者。此时，小李的心脏还在有力地跳动，时间渐渐流逝……16时，北京阜外医院到佑安医院进行评估，两小时后匹配到受体，那是一位等待心脏移植的老人……

小李的肺能不能拯救一个生命？臧运金拨通了我国著名肺移植专家无锡人民医院院长陈静喻的电话，一名远在青岛的患者正在等待这样的肺源……

此时，在佑安医院的ICU病房里，器官功能维护还在进行……

26日凌晨2时，捐献准备完毕；7时，肝肾心肺OPO专家联合制定手术方案；9时，最后一次纤维支气管镜、胸片和超声检查完毕，小李的父母与儿子作完最后告别后，小李被推入手术室；10时，器官捐献手术开始。协调员庄严地站在手术床前宣布：“患者小李，在生命的尽头捐献出自己的器官，留给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拯救了他人的生命，我们向这种崇高的行为致敬，并为患者默哀两分钟。”在场的医生、护士和麻醉师一起默哀，默默祝福逝者一路走好；11时，小李的肝脏、肾脏、肺脏、心脏、角膜成功取出被放在器官保护装置中，几辆救护车同时开出佑安医院，将器官送往等待移植的患者身边……

器官捐献需要转变观念与立法并行

23岁的小李走了，走之前把他身上能捐献的器官全部捐献。被小李精神打动的同时，我们不得不直面另一个现实，那就是相对于庞大的器官移植等待者而言，像小李一样愿意在身故之后捐出器官的人太少了。破解供体之困，不仅要提升市民对器官捐献的认识，政府层面的立法、鼓励政策推行也必不可少。

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敢毁伤的。去世后，不论是土葬还是火葬，都要“留个全尸”，否则会死不瞑目。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思想已经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捐赠遗体，为什么？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制度设计缺乏人情味，让人无法感受到捐赠器官的无上光荣。另外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很多登记遗体捐赠志愿书的志愿者登记后不知去向，导致捐赠无果；也有不少过世的已登记志愿捐赠者因家属的阻挠未能实现捐赠。

通过正规渠道捐献的器官与大量的需求不成比例，尽管能预料到可能的风险和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仍然有人选择铤而走险。这直接导致地下器官买卖、违法违规为患者实施移植手术等现象发生。

据悉，2007年，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是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完善。国家应从立法、经济投入上加大对器官捐献的支持力度，应在国家层面设立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在省级层面也设立相应的机构，确保专人负责，从而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顺利开展。

完善器官捐献制度的道路还很长，不仅需要我们的观念来一个180度的转弯，还需要我们国家有相对健全的机制保障。对于处在病痛、生死边缘的患者及其家属来说，我们的器官捐献制度亟需要尽快走上正轨！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小李们出现！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