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本应是鱼水关系，如今演变成了水火不容。究其根源，是行政化的医药卫生制度。3月13日克强总理答记者问进一步明确了要简政放权，放宽医疗市场准入，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让政府不嫩“发无授权不可为”，改革要打破利益集团，会动奶酪，但义无反顾。然而让总理所说的落地是重建和谐医患的关键。

药品购销的行政化管制

药品本应是医院采购、付款、使用，却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集中招标采购，只招不采，药品供应商很清楚医院才能决定其药品的销售，所以必须定高价、中高价以留下足够的寻租空间公关医院。更重要的是在“公益性、破除以药补医、医院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等教条理论的束缚下，对医院一直沿用计划经济的价格管制政策，规定医院药品零售价只能在中标价基础上顺价加价15%，还不许二次议价，这一违背基本规律的政策倒逼供应商进行逆市场化的竞争，谁的价格虚高空间大，能够提供给医生更多的“学术”，谁的药品就卖得好，这个“学术”也有不同，国内的供应商大多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外企披着“合规”的外衣搞着变相的回扣交易。在这种人为推动的“学术”刺激，严重扭曲了医生的医疗行为，导致大处方、滥用药成为世界之最，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经济、健康利益，让患者就医普遍感受到性价比不值，这才是医患失信、冲突频发的最关键原因。

医疗机构开办的行政化管制

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下发文件要求落实社会资本办医政策，然而卫计委严防死守牢牢得把控着重重的玻璃门，第一道门就是医生自由执业，医生自由执业是落实社会资本办医的基本条件，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医生都是自由执业，可以有选择受雇医疗机构、单独或者合伙开诊所的自由，只有我国的医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还是官家人，从编制、执业注册、职称评定、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限制，让医生没有选择的自由。

第二道门就是在社会资本办医的审批，行政规划设置的重重障碍，让社会资本办医政策形同虚设，至今我国政府办医疗机构仍然占90%以上医疗服务市场，要开个私人诊所比登天还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三十年的今天，行政化办医严重扭曲了医疗资源的分布，官办医生的身份扭曲医生和患者正常的服务关系，让医生和患者的信任严重缺失。

重建和谐医患关系任重道远

关于药品，正如两会代表建议，国家应该取消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归还医院药品采购自主权。

有人说药品购销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很小的一部分，没必要提，说医改不是药改，看似很有道理，但铁的事实证明药品集中招标十几年来导致的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几十倍、医生普遍拿药品回扣、回扣刺激药物滥用让患者既花了钱而丢了命，这种危害远甚于拦路抢劫、谋财害命，无视这种罪恶的政策让患者处于水深火热也是一种犯罪。

关于医生，要让医生成为自由执业人。只有解放医生，才能解决社会资本办医的基本条件，人力资源，让医生的价值交由市场来决定，优胜劣汰，让患者用脚投票，方便患者就医。

此外，要为社会资本办医创造条件。取消医疗资源的区域规划和医疗机构开办的行政审批，改为备案制，主管部门集中精力加强过程监管，保障公平。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