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前，“千里送心救活男孩”的新闻在网上流传，北京12岁男孩小包幸运地得到了匹配的心脏，经过抢救，生命得以延续。在大众齐呼小包幸运，命不该绝的声音下，对心脏提供者脑死亡后便拆除心脏的法学争议也逐渐跃入网友的眼帘。

“脑死亡”摘心被指有悖法律

近日，署名为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法学博士的许志强撰文认为，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

长期以来，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发射技能停止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说”得到法学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一直是认定死亡的法律标准。而有医学专家指出，“脑死亡”在医学上的效力已经无争议。国家卫生部门相关文件也载明，脑死亡患者可在家属同意等前提下捐献器官。

但是，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专家亦指出其存在伦理和司法等多重问题。“脑死亡”患者面临“医学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

“脑死亡”后允许捐献器官

虽然截至目前“脑死亡”在中国仍未立法，但这一概念近年已悄然应用于器官捐献领域。我国2003年已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针对器官捐献，2010年开始的试点工作采用“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并行，民众可自愿选择死亡标准。

2011年原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已纳入脑死亡器官捐献。其中提出，脑死亡器官捐献须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并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

但是，作为一个法制社会，我国虽然在医学领域已经确认了脑死亡及真死亡的标准，但法制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难被公众承认的“脑死亡”

除了法律上没有明确规范外，从人文的角度，普罗大众还是有很多人无法接受脑死亡及真死亡的概念。有医生表示，虽然捐献者和家属可自主、自愿选择“脑死亡”或“心死亡”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家属都会坚持等到患者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实施手术。而那些同意死者在脑死亡状态下捐献器官的患者家属必须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明确写道：“捐献手术在心跳不停掉情况下获取，这个过程我理解并接受。”

除器官捐献外，对于临床“脑死亡”患者，很多家属也主张抢救。事实上出现“脑死亡”后，医生会判断病人已经无法抢救。但这种判定没有效力。医生只能如实告知家属，由家属作决定。

“这种抢救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家属情感、时间的浪费，更是对死者遗体尊严的不尊重。”有医生说。而且，一个需要循环呼吸等生命支持的脑死亡病人，每天的医疗费用在5000元到10000元甚至更多。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也给卫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脑死亡立法不应仅为捐献器官

其实，对于脑死亡的立法，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捐献器官。捐献器官仅仅是一个契机，而脑死亡立法，是对科学的尊重，是医学进步的结果。死亡是死亡，捐献是捐献，死亡不应因捐献而发生。如果仅由或主要由移植专家推动死亡判定标准和法律规定，这会造成利益冲突，并引起公众的忧虑。

对此，欧洲医疗委员会就发布了《临终医疗决定程序指南》，以期从法律和伦理角度为面对这人们提供原则性建议和帮助。《指南》指出，如某一治疗已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或其效果与投入相比微乎其微，此时再继续坚持这种治疗即可视为过度治疗或非理性治疗。但是否决定放弃治疗，或者从“积极治疗”转为“姑息治疗”，是个综合性决定，这首先取决于医生基于科学诊断提出的理性建议，以及患者本人的意愿。如患者本人已无能力表达，应该考虑患者曾经表达过的意愿，当然还需听取其亲属的意见。

应设专业机构对脑死亡做第三方鉴定

按照目前我国器官移植执行的条例，捐赠者家属签字同意就符合“法规”，但是什么亲属同意或者到哪个临界点可以签字，标准模糊。同时，医院掌握着医疗认定的技术，一般人无法获知具体情况，也难起到监督作用。

所以说，应尽快研究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此外，还应设立专业的医疗评价机构，对脑死亡认定做第三方鉴定。这个机构最好由卫生主管部门、司法部门牵头设立，囊括社会、司法、伦理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是出于对科学的尊重，对医学进步的认可，还是对器官移植的法律作出补充，脑死亡立法势在必行。对脑死亡立法，不仅可以在器官移植上得到更加权威的法律证据，也可以在临床上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不再因为患者对医疗知识的薄弱，而造成过度医疗。

(环球医学编辑：余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