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也是医改的重点。最近北京推广在公立医院取消特需服务，此举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公立医院更多的是要满足基本医疗需求，可以完全不提供特需服务。取消特需服务是下一步医改过程中公立医院改革关注的问题。这会成为推广公共医疗资源均等化的一个趋势吗？此举又引起那些争议？

专注基本服务 公立医院可以完全不提供特需服务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说，注意到一些地方提出在公共医疗机构压缩提供特需服务的空间。过去公立医院开展特需服务的原因是多方面，国家对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包括床位的比例都有一定的要求。现在随着国家健康服务业发展，希望通过社会资本提供一些特需服务，这样就需要对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规模、数量进行压缩，特别是在社会化服务比较充足的地方，公立医院可以完全不提供这种特需服务。这也是下一步医改过程中公立医院改革关注的问题，公立医院要把更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国家建立的公立医院，更多的是要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而非基本医疗需求是需要通过建立社会办的、民营的医疗机构来为补充。总而言之，我们需要通过国家的医疗卫生资源的统筹规划，形成多层次、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医疗服务，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快社会办医的步伐，形成这样一个格局，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提供机构，这才能使得社会的需求均衡。因为基本医疗服务只是国家根据自己的财力和保障水平来满足的需求，但是人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机构来满足。在这方面，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等等方面，应该创造条件，来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动刀”削减甚至逐步取消或将成为趋势

今年北京公立医院压缩“特需服务”的情况将作为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指标，今后将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医院评审挂钩。日前，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特需服务逐步淡出公立医院会是一种大趋势，但目前北京还不具备完全取消的条件。

关于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的存在，一直以来争议颇多。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提出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明确要求特需服务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10%。2011年，上海已明确提出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

毛群安介绍，公立医院改革，包括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方案正在紧张地制定，这些都要通过国家调整整个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来解决。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加成，医院的运行会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就要通过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经费补偿，还要尽量发挥医院的内部潜力来减少浪费，弥补比如像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特需服务份额等，可能会给医院增加的一些压力。但这个方向是确定的，公立医院必须以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为主，特需服务的份额有上限、有封顶线，而且像北京这样的地方要减少。随着社会办医提供的服务，让老百姓能够获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

现状：公立医院收入依靠“特需”门诊反哺

对于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减少甚至逐步取消特需医疗的做法，广州市多家医院负责人表示，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困难，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良好的补偿机制。

“在现在的体制和补偿格局下，常规的诊疗服务在取消了药品加成，严控诊疗费用、药费比等一系列组合拳后，医院实际上处于亏损或维持阶段。这样的收费标准，无法真正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副院长李庆丰直言，现实中许多公立医院需要依赖特需医疗服务这一块的收入，反哺医院的正常经营。

另一广州市三甲医院的资深医院管理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趋势，但政府需要建立良好的补偿机制。否则，医院要维持经营，医务人员要保证相应的收入水平，就难以为继了。”

李庆丰等资深医院管理者表示，开设特需服务的医院，往往都是医院拳头的科室和技术力量优厚的领域，有着深厚的医务资源作为软实力支撑。“患者掏钱看病，首先是治疗。在目前绝大多数医生资源被公立医院垄断的情况下，社会办医单纯强调服务，解决不了患者最根本的需求。”李庆丰表示，就目前广州社会办医的发展水平，还无法承接公立医院这部分的特需服务。

特需医疗这颗“肿瘤”到底该不该摘除？

经历17个年头的生长，特需医疗这颗“肿瘤”已经在宿主的心脏边上安了家。

有专家分析，留给特需的时间差不多还有3至5年。而当下，这颗“肿瘤”到底该不该被切除，怎样做才能在去除病灶的同时不伤及公立医院的机体，是它留给社会的一个难题。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感慨于中国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带给富人们的便利，美国一家媒体这样评论。

曾有媒体描述中国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现状：花数十倍于普通挂号价格的费用，就可以挂特需门诊，从而免去彻夜排队的辛苦，更为便捷地得到顶级专家的诊治；而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价钱换来的一张特需病床，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还可能包括——专家一对一的服务，护士更为细致的照顾，以及做检查时得以插队优先的特权。

事实上，美国媒体只说对了一半。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现在的有钱人太多了。不动用些私人关系，举着钱都不一定住得进来。”一位借助私人关系帮妻子成功入住特需病房的男士感慨道。

公立医院应该是公正、公平的。把最好的专家资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却难以企及，这显然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宗旨。”

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现状确实有点儿“不伦不类”。看病的人依然多，对患者来说体现不出服务的改善；价格虽然高，对医生来说诊费却依然低于市场行情。

在“从来没有空床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官网显示：在该院总计1855张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特需服务的雏形是为了顺应中国“入世”而在外宾门诊基础上改良的产物。命名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称之为“特需医疗”，而医院却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因为觉得很难作出精准的定义。

时至今日，在定义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特需医疗，给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钱，甚至连一些医生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就像难以给这项医疗服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样，人们对于这颗“肿瘤”到底是恶性还是良性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特需医疗甚至有种“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意味。有人感叹：“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而长期面对社会的诟病，坐诊特需的医生们也有话要说。

“有人说医生更愿意诱导病人挂特需，价钱贵了，医生脸上也有笑容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王晏美语气带着无奈，“可事实是，一下午看80个病人和看10个病人相比，那感觉能一样吗?”

平时坐诊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患者还没看完，桌子边上就围过来四五个其他患者和家属，急着问东问西。

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人文研究院联合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8.6%的人赞同特需医疗，51.4%的人表示反对。比例上的微小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

而事实上，通过问卷分析显示，矛盾双方争论的实质，依旧绕不开“公平”这个话题。正如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的观点：作为政府资产的公立医院，应是让所有人都享有一种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政府在医改中的责任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公平地提供，将不能管也不应该管的事交由社会来办。取消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势在必行。

然而，缺失了特需医疗这部分的收入，公立医院的巨大损失又该如何弥补？公立医院回归公益了之后，社会资源有能力承接特需服务吗？如果特需真的取消了，迫切需要看病的人怎么办呢？这一系列问题将随着公立医院斩断“特需医疗”的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痛感。

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首先应有一个更合理的调整，同时对于医护人员薪酬制度体系的建设、对公立医院实行的财政补助机制实行改革。这样公立医院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展特需服务来创收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基本医疗，坚持其公益性属性。

很多专家表示，特需虽然为相当一部分患者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挂号途径，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只有开放医生自由执业，才能有效平衡社会医疗资源，将公立医院的人群分流。

政府必须在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建立公立医院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和对公立医院朝着公益性方向的引导。

至于这颗势必要被摘除的肿瘤，以上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