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为越来越多终末期器官疾病患者带来福音。器官移植整个医疗过程体系可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供体器官的捐献过程，另一部分是受者的移植过程。整个过程中要涉及到三个方面——捐献方（供者及其家属）、院方（医院及移植医生）、受方（受者及其家属）和两条关系——捐献方与院方、受方与院方。捐献方与院方或受方与院方常常产生许多误解和纠纷。以下案例中，患者知晓并同意移植携带乙肝病毒肾脏两年后去世，医院是否担责？
 
患者知晓并同意移植携带乙肝病毒肾脏两年后去世 家属起诉医院索赔83万
 
40岁的吴女士（化名）患尿毒症3年，在某市医院住院治疗，并申请肾源。
 
1年后，患者第2次在该医院住院，经检查配型后签署《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尸体供肾移植术知情同意书》显示：“供者乙肝病毒携带，虽经抗病毒处理，仍有获得乙肝感染可能。”患者及其丈夫签字确认。患者于当日行“肾移植（同种异体）”术。
 
然而，此后两年间，患者先后8次在市医院住院，第7次住院时确诊“乙型肝炎（大三阳）”。1个月后第8次住院时，患者被诊断为“（慢加急）肝衰竭，肾移植状态，肺部感染”。之后，患者转往上级医院接受治疗，一个月后因“重度肝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去世。
 
患者父母认为，市医院将携带乙肝病毒的肾器官用于移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诉至法院要求市医院赔偿83万。诉讼中，患者的丈夫及女儿经一审法院通知，未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医方未及时使用免疫抑制药物 存在过错
 
司法鉴定意见认为，市医院对患者的诊断行为符合医疗常规，无明显过错。根据肾移植医疗规范，医方在患者接受肾移植术后，应当及时连续给予免疫抑制药物治疗，但是医方于术后第4天才开始使用使用免疫抑制药物他克莫司，且出院前一天还中断一天，在免疫抑制剂、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方面存在欠规范之过错。
 
医方于患者接受肾移植术后第2天给予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医方在已知患者将移植携带乙肝病毒肾脏的情况下，未能于术前、术中及时使用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存在治疗不及时之过错。
 
医方医嘱记录中有两天的医嘱书写为“丙戊酸钠缓释片（原研）15000其他”，与其它医嘱中的丙戊酸钠用药剂量等写法不一致，存在医嘱书写欠准确之瑕疵。
 
综上，医方过错对患者病变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患者肾移植术后生存期达两年余，且术后近两年才从血液中检验到乙型肝炎病毒大量复制，故司法鉴定意见认为医方上述诊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最终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因患尿毒症在市医院接受肾移植手术治疗，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导致患者在接受肾移植术后两年因重度肝功能衰竭、乙肝死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并参照司法鉴定意见，确定涉事医院对患者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判决医院赔偿患方各项损失共计26万余元。
 
患方不服提起上诉，认为丙戊酸钠缓释片（原研）15000的量足以使患者生命受到重大威胁，明显是医方医嘱载明的用药量的增加导致患者死亡，医方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器官移植相关法律
 
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作为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医疗手段，在我国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器官捐献，则成为一场阳光下的生命接力，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器官移植大家庭，实现了公平、公正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特别工作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尼克曾说：“你们的骨头也是我们的骨头，你们的进步也是我们的进步。器官移植‘中国经验’的最大特点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是许多国家应该参照的典范。”
 
患者的自愿和知情同意是器官移植的基本前提。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为防止患者因人体器官移植感染其它疾病，保证人体器官移植的临床疗效，医疗机构对人体器官捐赠者和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应当进行必要的检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肝炎病毒携带者、梅毒患者等患有经血液传播疾病者和恶性肿瘤患者的器官不得用于人体器官移植。本案中，虽然患方同意移植携带乙肝病毒的器官，但是医方显然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相关规定，同时还存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不及时、医嘱书写等过错，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现在，器官移植事业成了我国临床医学的“宝塔尖”，但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我们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此外，相关的法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器官捐献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还需要不断提升，还需要培训更多高水平的器官移植医生。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