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属于医改的“大头”。公立医院改革得好不好，直接关乎医改成败。但最近几十年来，因为“以药补医”机制，形成了扭曲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机制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弱化，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解铃还须系铃人，医生是医改的主角，如何对医生进行管理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医改可以说是失败的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将健康管理混同于一次性交易；二是在宏观调控上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过宽，难以被公共品覆盖，公立医院过滥，难以生产公共品；三是忽略了医生的人力资本和价值，医生被妖魔化，难以得到患者的理解；四是管理体制有缺陷，政府办医院、管医生、管医保基金，热衷于做运动员，不善于做裁判员；五是医保机构重视监管基金和控制总费用，而忽略了对医院和医生的指导与服务，对医患勾结欺诈基金也缺乏有效治理；六是缺乏科学的、公认的第三方评价机制。

要解决好中国式医改难题，就应该从医生处着手，纠正价值取向和管理体制的偏颇，承认医生的人力资本和职业风险，建立激励和医生收入分配机制。主要是建立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分两类管理医生，包括独立从业和医院聘任。企业生产有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四个过程，需要四个部门，医疗服务全部由医生和他的辅助团队完成，所以，医生应当以独立从业为主，公立和私营医院聘任为辅。但是，务必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和统一收费标准，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定期审计报告制度。

第二，公立医院不应该需要很多医生。公立医院应当以疑难杂症科研、目录内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救助为主，为社区中心、诊所和老年护理中心提供支持，逐渐减少门诊，减少特需服务，并根据服务需求和财政预算两个原则限定公立医院规模，确保其依赖财政预算、医保结算、服务收费甚至药品合理加成进行经营，收支平衡不盈利，做到财务公开，接受定期审计和第三方评价，向同级人大提供财务报告，向社会公布年报。

第三，建立良好的医生薪酬制度。医生人力资本很高、职业风险很大，理应获得高报酬，高于教授和公务员，成为薪酬体制中的标杆。

第四，社区医生不是个人行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值得信任的、达到一定规模的社区医生队伍（全科医生、首诊医生），就等于没有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在缺乏医疗信息、物质资源和专家支持的条件下，社区医生很难满足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因而难以得到居民的信任，而没有这种信任就不可能推行首诊和转诊制。

第五，医疗保险要与医生对话，并为医生服务。世界上65%以上国家选择用社会医疗保险购买医疗服务的医疗保障模式，因为这是基于社会契约关系建立的公共治理机制。中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医保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分担患者的经济负担，更在于抑制医患道德风险和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目前，杭州、苏州、广州等地的医保机构已与商业性专业机构合作，借鉴美国经验研发中国技术，在医保和协议医院的信息系统内嵌入智能审核系统，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首先，事后监督可以转向事前指导。当智能审核系统嵌入医院信息系统后，医生行为只能发生在现行卫生、药品和医保政策范围之内，并100%接受监督，如有违反能即刻发现和及时纠正。其次，医保人可与全科医生对话。医保不仅查处违规，更加尊重医生的处方权，一旦医生提出越规用药的合理要求，会立即得到网络响应和归集，医保局及其有关部门将定期组织专家论证，对医生或对药品放行。政府、医保和医院不再盲目限制医师诊疗行为，各类诊疗标准可以与时俱进。

此外，应彻底放开医生的多点执业。医生应该象律师职业一样，自由执业供病人选择。从人才资源上打破国有大医院的垄断地位。国家应该制定具体细则实施这个措施。这样不但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法发展的矛盾，也可以让多点执业满足有技术水平的医生合法多得收入，解决医改中政府无法满足所有医生个人收入的问题。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