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西方医学家常常这样阐释医学。其实，医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可是当下的社会却给了医生如此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一起微创手术为何引发轩然大波？

浙江温岭事件源起一起微创手术。病人认为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病，于是举起了刀，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可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手到病除。

医学是不断发展中的实践科学、经验科学。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疾病，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有相同的表现。相同的疾病，相同的治疗，对于不同的病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及时准确的诊断治疗是医学最美好的愿望，也是医生最努力追求的目标。可一旦生病，就要求医生百分之百地诊断和快速治病，是有违医学科学规律的。中国人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远远超过了医学科学力所能及的范畴。

医患冲突只有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医患冲突，受伤的不仅只有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医患信任破裂的成本最终还会回落到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医生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风险最低而非效果最佳的方案。

越来越多的医生或准医生会因为惧怕可能的风险选择逃离医疗行业。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受访医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穿上白大褂。在医患冲突这场博弈里，只有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围观者的“叫好”之声让医生寒心

浙江温岭事件发生后，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王文斌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大家心急如焚地守候在急诊室门外时，一位围观的老奶奶说，医生态度不好，就应该被捅。还有人说，现在的医院就知道赚钱，肯定是医生把人家逼得没有办法，人家才会杀人。一位患者甚至说，杀死一个医生，下次来看病，服务态度肯定更好。

类似这样令医生心寒的叫好之声在网络上并不鲜见。在2012年3月哈尔滨杀医案发生后，一项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是65%的网民对医生被杀表示高兴。将刀捅向医生的可能只是偏执扭曲的极少数，对医生抱有敌意的却是大多数。

医患仇视情绪，媒体再添一把火

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见死不救等等，各种医疗行业负面事件时常见诸媒体。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一些医生的不端行为使得医疗行业整体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是媒体过度渲染乃至无中生有。患者眼中的医生，从“白衣天使”跌落成“白眼狼”，媒体“功不可没”。在一起起或真或假的医疗行业负面事件中，媒体裹挟着公众的批判热情席卷而过，赢得了关注，留下了愈加破碎的医患关系。

以2012年发生的两起轰动的负面医疗事件“八毛门”和“缝肛门”为例：前者是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医院称需10万块治好的先天性巨结肠，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后者是一名陈先生称妻子在医院生产，因助产士嫌红包少被报复，肛门被缝。两起事件都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引来对医疗行业的一片讨伐之声。然而，这两起事件最终都被证伪：前者以患儿最终诊断的确为先天性巨结肠，当事人道歉告终；后者经卫生部门调查，确认为不存在肛门被缝而是生产过程中处理痔疮。

在对这两起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在事实尚未清楚之时就对医院进行有罪推定，进行大肆批判，纵然事后澄清，也难以弥补对医疗行业的名誉伤害。

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牺牲品

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全世界范围内，医生都是靠自己知识技能来生存吃饭的。医生是从来不需靠药品和器械养着的，医生的劳动是和拯救生命息息相关的。因此，全世界范围内，医生的劳动都是最值钱、最有价值的。在西方国家，医生是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靠的不是药品回扣和检查回扣，靠的是医生高技术含量的劳动。可是在中国，医生的劳动是缺少相应价值的。

医疗价格共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药品价格，二是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

这些年医改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日益缩减。政府缩减后，如此少的财政拨款连正常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使得医院和企业一样，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管了，而人民健康保障又要年年提高。又要马儿跑的好，又不给马儿草。医院建设发展的巨额经费缺口，显然只能来源于广大病人。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

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使他们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

允许“自由执业”，莫让医生为体制背黑锅

中国的新医改行至今天，“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并没有如愿缓解，公立医院的医改迟迟没有真正拉开帷幕。医改缓行，受害的不只是患者，也是医生。畸形的“以药养医”制度让医生患者走向对立，使得医生为体制背黑锅，为体制缺陷承担了其不应该也无法承担的责任。

医患纠纷的解决和医患沟通，不能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事，更不能在医患矛盾激化时让医生暴露在第一线。现在有些患者动辄将矛头指向医生，拿医生出气，实质是医院管理方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失职。

自今年以来，体制内许多医生勇敢地对公立医院说不，走出了自由执业的第一步。这既有微博上的名人医生，更多地则是各大医院医生的悄然集体跳槽。可以预见，在不长的时间内，自由执业者将汇成洪流，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执业，什么时候才能接踵而至？

请还医生一个安全的执业环境

面对不断升级的医患冲突，此前卫计委与公安部联合发出过医院安全指引，并呼吁医院安装报警按钮、保安门及扫描仪器来杜绝致命武器，并增加监视摄像头及加强巡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0月2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刚刚出台了关于医疗机构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的安保措施，旨在构建平安医院和谐医患关系防止医院暴力事件发生。这一通知在浙江温岭杀医案前显得苍白无力。

姑且不论这样升级安保措施所带来的安保成本是否是现行的医疗体系所能承担的，从实际效果来看，加强安保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不解除，医生头上的安全警报就无法消除。给予医生一个安全的执业环境是基本的职业尊严，而这不仅有赖于安保措施的加强，更有赖于医患关系的重建。

浙江温岭事件值得所有人反思，包括政府、媒体、医生、患者等在内的各方都应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朝着和谐医患关系努力。医生自由执业与执业安全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希望医改能实现其真正的作用，不要再让医生成为医改制度的替罪羊！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