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发布，显示2014年调研中，59.8%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1%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六成医生遭逢语言暴力，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体现。社会需要抛开体制性的偏见，让医生回到正常的职业当中。

无论身体伤害还是语言暴力，似乎在医生这个职业身上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但社会对于医生的暴力和伤害还夹杂着对医者救人的朴素期待。一方面，医生承担着来自患者的期待，背负着人道主义的重担；但另一方面，日益尖锐的医患关系让医生无所适从。然而，在寄生于医生这个职业身上所有的尴尬与矛盾之外，社会可曾给予医生一个准确的心理定位？

从悬壶济世的传统社会开始，人们对于医生的期望值从未降低，甚至远远超过了医学科学力所能及的范畴。救死扶伤本是医生的本质，但人们普遍期待的是，只要医生接纳了病人，就应该药到病除。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医学并不能包治百病，医学具有局限性。于是，当医生未能达到对伤病的有效救治时，患者家属在紧张的情绪中便很容易把曾经满怀的期待转化为满腹的不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医生这个行业愈加的误解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由于医生所背负的不正常医疗体制让医患之间心平气和的沟通不能落实。

的确，“以药养医”的现象客观存在，但要看到，“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更多的是体制性原因。比如，医生高技术的劳动未能获得对等的价值，这导致近六成医生抱怨收入过低，由此衍生的便是很多医院开启了“以药养医”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对医疗卫生的巨大投入并未减轻个人的直接负担，个人绝对卫生支出仍在逐年上涨。个人医疗支出的上涨并未在医生的救治中得以疾病痊愈的体现，畸形的“以药养医”制度让医生患者走向对立，使得医生为体制缺陷承担了其不应该也无法承担的责任。最为直接的便是，患者及家属将其不满发泄到了医疗体制执行者医生的头上。患者心理预期的失落与现实层面医患矛盾导致社会普遍对医生行业存在偏见。

医患关系视同水火，而相应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又很不完善。调查发现，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依赖医患协商、行政调解、调解委员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而作为进行调解合法依据的医学鉴定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半载，让群众难以接受。若要走司法程序，同样要耗费时间和金钱。而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有鉴定结果“偏向”医院的嫌疑，导致患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不依靠专业的医疗事故调查和调解机制，而是雇佣专业“医闹”。而医院对“医闹”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只要闹就能达到目的”的“负向激励”，使得“医闹”成为加剧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之一。

专家认为，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医院从病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权利；建立、完善公正透明的医疗事故专业调查和调解机制，摒弃传统的以“维稳”为先的医疗事故处理机制，用快速、公开、专业的事故处理，是减少医患纠纷的重要途径。

救死扶伤是医生这个行业的本质责任，但悬壶济世只是医生这个行业的情怀，所谓手到病除也不过是医生职业价值的终极追求，真实且合理的定位是，被寄托着悬壶济世般期待的医生也食人间烟火。医生不过是这个社会三百六十行当中的一行，有着职业的荣耀，也有着职业的委屈。他们不需要人们将其神圣化，也不愿意过多地遭逢语言暴力，即便他们身上所背负的体制性缺陷尚未剔除。他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平视。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