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医改”到“新医改”，十余年间，医改在矛盾交织中艰难推进。而在新医改中，各方又就医改是坚持市场化还是回归计划的走向展开了激烈博弈。医改今后要怎么走，还需在博弈中求共识。

医疗改革中的“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由来已久，但在2005年，“医疗市场化”日渐成为千夫所指。

纵观中国医改在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频频陷入各种怪圈。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之时，乡镇卫生院就搞起了承包，一直到入不敷出纷纷倒闭为止；90年代的市场热潮中，卫生部又出台“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政策，随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创收新项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医院被讥为 “掉进钱眼里”；2000年前后，已经搞了两年的国企产权改革之风又吹到了卫生系统，于是，有了宿迁医改、海城医改，将公立医院纷纷卖掉。

随后，“以药养医”改革也陆续着手破题。这种类似用当年粮食购销体质改革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的努力，却显然无法触及真正的“病根”。最后导致了导致的药品回扣、医生收红包现象，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开始扭曲。

2009年，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新医改”以来，医改最成功之处在于，医疗保险覆盖率在2012年已经上升到99%，显著缓解了因病致贫，这是大家的共识。

不过，“新医改方案”之后依然是是市场派与计划派的交锋和博弈。在很多市场派看来，“分明是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造成了药价虚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结果这一轮医改却把板子打在了市场化头上”。

与2008年10月14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2009年正式发布的“新医改”方案，在一些争议较大的内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和修改。这个方案既强调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也给予市场微观主体以一定的空间。不过，如何在新医改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既体现医疗公共用品的福利性质，又让市场的微观主体发挥作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命题。

目前医改的推进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立足于供方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而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朱恒鹏认为：凭借行政化的公立医院，想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最终却是目标与结果的背离。

在他看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三甲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对医生的束缚和垄断，形成了愈演愈烈的“虹吸效应”：三甲医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使得本可在基层社区就诊的患者，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甲医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下，在三甲医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机会，本应在社区提供全科服务的优秀医生，以及本该在二级医院提供常见病住院服务和康复治疗的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本应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医院。

三甲医院的这种大规模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看病贵”之外，也使得分级诊疗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医院扩张趋势，最多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开闸泄洪，即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形成充分竞争、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在朱恒鹏看来，虽然今时今日改革的泥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但无论是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医改形成的带动作用，还是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对供方形成的倒逼压力，都能让我们对改革依然充满期待。”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