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医疗体制弊端日益显露，医改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选择走出体制，在市场中需找一番能够真正发挥自己实力的新天地，尽管政策上还有一些瓶颈，但这些出来创业的医生们已经在自由执业道路的探索上迈出了第一步，他们似乎正在引领医生创业的新潮流。

无论从“急诊女超人”于莺的综合门诊中心开业，还是广东多个“第三方医生工作室”开张，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切。从目前的案例来看，中国医生创业的模式繁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开设综合诊所

以于莺为例，从协和医院辞职后，她为创业做了一番努力和准备，比如开淘宝店、计划开诊所、培训学习，最终与综合诊所牵手，成为美中宜和门诊中心CEO。

诊所试运营一周陆陆续续大概接了有20个病人。于莺坦言“比想象中好。”接诊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个起疹子的小孩，“当时我们拿到卫生执业许可证后，工商那些都还没有办下来，所以药房没有药，儿童急性过敏看不了。后来在家长的坚持下，皮肤科大夫开了一个手写的方子，让他去外面药房买药，当时诊费收了285元，家长觉得很满意，因为离他们家很近。”

于莺说，“开诊所比开淘宝店难多了，一开始开淘宝店是权宜之计，但它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型，现在建诊所是另外一个不太商业化的一个商业雏形。其实，双方都可以借鉴。”

于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希望打造一个“有温度的诊所”，给患者和医生足够测关怀和温暖。于莺说，“比如说医生提醒糖尿病患者每天要控制糖、注意运动、饮食上热卡怎么分配，这没有意义。也许将来我们有一天患教是这样的，找营养师给糖尿病病人做一道菜，然后找一个糖尿病病人的家属，同样的盐、油、菜、原料搁在这里你来做。怎么把这个菜做得更好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于莺表示，诊所的医疗团队中的医生以全职为主，18名全职医生，除了部分已经退休的医生，也有不少年轻医生。但她发现，很多年轻医生并不敢向自己的医院提出多点执业，每个医院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相应的细则。

谈及未来，于莺似乎并不满足于一家诊所，“我看得到的目标是做一个平台。包括自己摸索的一套流程、路径、知识库等，整合完以后，我在中国如果要是开100家小诊所。我需要的不是100个被招聘来雇佣的大夫，我需要的是将近一半以上的合伙人，即一个个有想法的医生，愿意为了改变自己的现状，愿意改变医疗的现状付出努力的。”

创建医生集团

医生创业还可以有医生抱团发展的医生集团这样的模式。医生集团就如同经纪公司，医生跟集团签约，集团跟医院签约，个人与集团各自分工，医生专注于技术及病人，医生集团负责行政、财务管理等。张强是中国首家医生集团创始人，该集团刚刚完成股份制改革。目前已经有7个医生团队，希望未来能够扩展到所有学科。

张强透露，他们也将在最近完成首轮融资，融资规模为5000万人民币，为了让医生集团的发展与决策不至于受到资方的太多影响，在他看来，融资数额仍是比较谨慎的。张强认为，医生集团就是一个医生组织，未来也不会大量投资诊所，“毕竟投资不是我们的强项。”投资诊所更多是想打造未来诊所的样板，而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也有很多医院找上门来合作，这与他最初离开体制进行创业的初衷没有区别。

创建医生集团后，张强还在继续为患者做手术。医生集团的工作让他更接近医学的本质，并没有离医学越来越远，只是换一种方式为病人服务，“我大部分时间仍在从事临床医学。”

开设高端连锁诊所

2012年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了9年的朱岩，决定辞职。随后他联合另外两名创业同伴在深圳创办卓正医疗。定位为高端连锁门诊，目前仍侧重于基础医疗业务。

朱岩说，中国目前的基础医疗服务非常薄弱。“我们公司的愿景是希望成为老百姓信赖的医疗机构，让他们舒心、放心，会来你这里看病。”朱岩介绍，目前，卓正医疗全职医生基本上都是硕士以上学历，拥有在省级三甲医院工作15年至20年的经历，年龄一般在35岁至40岁。

今年4月份，卓正医疗也宣布完成B轮融资1750万美元。获得注资后，卓正医疗表示，一方面会逐步在遇到志同道合医生的城市新设物理网点，另一方面会在医务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系统、运营管理体系上加大投入。

创建移动医疗软件开发公司

张遇升是杏树林的CEO。他在协和医院读了8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在体制内实习过，没怎么正式进入体制。”从体制内的学生到创业的过程，在他看来，自己一路走来“还好。”

张遇升创业的原因很简单，在美国的学习经历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医生的工作效率太低。2011年，张遇升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开发的公司，旗下产品“病历夹”、“医口袋”、“医学文献”为医生提供病人病历管理及医学文献参考订阅服务。

在他看来，创业更多源于自己的个性，“我一直对互联网、新兴技术等很感兴趣，尤其是这些最新技术与医疗的结合。”

张遇升认为，国内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仍是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解放医生，释放医生的积极性，让医生真正成为可以为自己的执业负责的独立个体，从“单位人”成为“社会人”是可行之道。为医生提供可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也是优质医疗资源总体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可行选择，这也正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除了上述几种模式外，近日广东地区多个“第三方医生工作室”也是医生走出体制，追求自由发展的一种探索。究竟哪种方式更易复制，那要看医生自己的情况和选择。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表示，医生创业将成为一种趋势，也是中国医改成功的第一步。关键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否将这一进程缩短。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