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据其家人反映，耿尊芳长期失眠，近期情绪低落。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近年来，官员自杀并被归因为“抑郁症”的案例非常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一些“问题”官员怕医院泄密不走医保。

“抑郁”是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据官方信息，5月初，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会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先后坠楼身亡。在三则寥寥数语的通报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的词汇。近年来，公务员因“抑郁”走向极端的事例越来越多。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浮出水面。58岁女处长耿尊芳的死，给日益引人注目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再添一例。

近年，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民间有说法云：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这些自杀的官员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按常理正属年富力强的阶段，却纷纷患上抑郁症最终选择自杀，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死者亲友称，死者生前情绪正常并没有抑郁迹象。

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只不过代表了极端的状态。另据媒体曾统计，近年官方通报的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之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

也有轻生的官员们遗书里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

为什么大多数官员生前“未被外界发现”，其死后通报时“抑郁”却成为高频词汇？专家分析，鉴于心理疾病的特殊性，抑郁症患者往往隐藏得很深，不易被外人发现。通常患者要经过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就诊。当被发现时，一般问题已很严重。这些年自杀率的升高，很可能是其之前抑郁，病情加重的结果。

和普通患者不同的是，官员对于这样的“心病”存有禁忌，很多人不会主动来就诊，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问题”官员如何就诊？

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某专家介绍，自己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婚外关系。前述专家说：“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说到这一层，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而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

一线心理医生接触的很多公务员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状，这样“私密”症状往往更不足为外人道，小范围知晓。多数人都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焦虑、失眠等。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专家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

官员家属拨打“心理热线”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该中心同年开通了“咨询热线”，但目前几乎没有官员自报家门直接拨打该热线，前来咨询的几乎都是官员的家属。这个调研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心理医生和研究学者坦言，基层公务员遭遇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甚。基层处级以下官员占到公务员队伍的90%左右，他们多数没心理检测的意识，咨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间窄，压力会更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理应得到重视。

还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

“所谓的抑郁或心理疾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北师大心理学系教授许燕曾对媒体如是说。

十八大后继续“打虎” 因贪腐自杀官员占三成

2015年元旦后，全国多地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收到了转发自中组部关于“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的通知，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对于什么是“非正常死亡”，此次统计的说明书也做了专门解读，即因自杀、他杀、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死刑执行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有媒体统计，2000年至今的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案例里，大部分为自杀。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

一些官员在职期间非正常死亡，但未标明是抑郁症的，如2010年，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办公楼跳楼自杀；2007年，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2000年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

而中组部年初下发的调查表要求填报“死亡原因”时，有“自杀、他杀、其他原因”三项选择；而7个自杀原因选项位于前三的，分别是“涉嫌违纪违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压力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问卷的设问方式暗示着一个信息，惩戒“违法违纪官员”反腐大背景下，官员自杀确与之有着关联性。

高强度反腐确实让一些官员饱受压力，如2014年原南京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因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官职，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个月后在家上吊自杀。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但自杀官员的数量却明显上升。根据最近三年的样本，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自杀官员中大约占到三成。

如何看待官员抑郁症？

精神抑郁作为一种疾病，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程度严重的就有可能自杀。官员也是人，一些官员患上抑郁症，乃至自杀，本来不该大惊小怪。但对于官员自杀普遍患有“抑郁症”的说法，在民间引起很大的争议，人们都在质疑为何自杀的官员都普遍患有“抑郁症”。人们会问，这些官员自杀是不是“替罪羊”？因为随着中央反腐的不断推进，各地方腐败官员人人都感到自危，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在这届反腐迟早有一天会发现他们的问题。为此，在一些腐利益链上，小卒子总是要先死的，因为在小卒子的背后还有帅将。这些道理，熟知中国官场文化的人，大多数心里都明白。因此，对一些小卒子来讲，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要患上“抑郁症”，只要患上这个抑郁症，才能给自杀有个圆满的解说。只是人们不禁要问，世上患有抑郁症之人何其多，为何偏偏患有此症的中国官员倾向于自杀呢？

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似乎呈现在这个群体蔓延的态势。官员患抑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被认为是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的结果。而在今天，如果有官员抑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划上等号，总之“自杀总是有罪”。

无论官方对“官员自杀消息”怎么解释，也打消不了中国民众一个“敏感反应”，那就是抑郁官员“涉及大案要案”的猜测，这同样来自民众对“特权人群必然腐败”的现实认定，非水落石出则无法消除。

而就自杀官员所涉案件而言，一个当事人的死亡，可以令他所在的个案一了百了。然而，对于下一个个案的发生，没有丝毫的抑制作用。当“人死了死了”成为司法惯性，则人们所处的就绝对不会是个标本兼治的法治环境。到最后，即便自杀官员是贪官，民众也报以同情，则表明大多数人已看破“红尘”，那么彻底打消“民众不良情绪”的唯一出路，是荡涤沉荷的深化改革行动。

不过同时，社会也应该认识到，抑郁症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病，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发生，它并不是一种富贵病。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上升。而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带有一丝隐秘性。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官员抑郁症的原因，目前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当然，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

如今各行各业的职业竞争都激烈，容易导致精神抑郁，然而，官场上的竞争有其特别之处。千方百计挤入官场已属不易，职位升迁的竞争更是激烈。在“潜规则”盛行之下，不少官员能否升迁，工作能力有时并非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面有没有人，为处理好官场人际关系，很多官员费尽心思。如果官员晋升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从而降低因前途不可预期造成的压力，这方面导致的官员精神抑郁就会少一些。

再说说监督带来的精神压力。我国的问责制度、社会监督刚刚兴起，热闹但并不严厉，而且官员有很强的反制力量。奇怪的是，在那些问责严厉得多的国家或地区，我们看来不值一提的小问题都会导致主责官员下台，但并没有听说官员爱闹抑郁症。这或许是由于公权力运行规范，社会监督健全，可以预防官员胡来。即使出了问题，也是该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而我们不少官员使用权力随心所欲，弄出的问题此起彼伏，虽然一片问责之声，但最后往往平安无事。不过，为了得到这种结果，涉事官员总得要去疏通上面的关系，消除舆论的影响，也够费心神的。

看来，对于官员精神抑郁高发的对策不只是心理干预，更多的应是政治干预，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规范权力运行，健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官员腐败、管理差错难以发生，官员晋升公平有序，就会大大释放官员的精神压力。

而要从根本上减少“遍地沉疴”式的抑郁症，需要公职人员本着使命感和责任心，积极履行本职，推动经济和社会问题获得公平公正的解决，让更多人摆脱抑郁—在此过程中，相信勉力为之的官员会走出抑郁情绪。从伊壁鸠鲁到罗素，很多哲人都说过，追求至善，寻求意义，才可能让人获得幸福。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