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网站题为《“患者遗书索赔事件”详解及院方回应》一文报道了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某患者术前写下“如果手术失败就停尸索赔30万”遗书事件的详情及院方回应。有人说，这封遗书投射了当下孱弱的医患信任关系。我们必须承认，无论现代医学和治疗手段如何进步，却远未达到万无一失的程度，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而无法避免的医疗风险不该只由医生承担。

一边是医生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救死扶伤，一边是患者做好了最坏打算，并谋划着如何“以死索赔”。一封意外掉落的遗书把患者的这种防备心态暴露无疑，也让医生们倍感心惊肉跳。好在手术顺利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作为医患关系恶化的注脚，索赔遗书已成患者负面想像的鲜明标签。

医生或许感到有些寒心，也有些委屈，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地位弱化”的证明，并由此放大“医者不易”的悲情。然而，任何现象都不会凭空无故地产生，索赔遗书的出现不过是患者“最大恶意想像”，一方面其受着某种现实规则的影响和引导，才会如法炮制去效仿；另一方面则是没有了更好的救济通道和解决途径，于是便采取了“医闹求解”的办法。

对于患者术前的这封遗书，医院方面的表态是，“对这份遗书，我们其实可以接受，但里面两点内容让我们不能接受。之所以会说可以接受，是因为遗书其实凸显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如今医患矛盾突出的结果，并不能全部怪罪到患者头上。不能接受的有两点，一是他向我们索要30万，第二个是赔偿不到位不能搬动遗体。”

不论当初爆料者的信息从何而来，应该说，医院方面目前的回应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首先，对患者手术前写遗书的举动，表达了理解和同情；其次，事发后至今，仍坚持严格为当事患者身份信息保密，避免了网络暴力引发更严重的“次生灾害”。

从人性的角度说，也许每个普通人在某一瞬间都曾有过不太阳光的一面。具体到医患关系，如果只从个体道德的善恶层面来探讨是非曲直，恐怕无助于解决任何真正的问题。今天可以找出一个“算计”医生、医院的“坏患者”，明天自然也可能找出一个对患者不负责任的“坏医生”。个别“坏医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患者群体就占据了某种道德优势。同样，个别“坏患者”的存在，也不能拿来证明医生群体的弱势。尤其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语境下，要说患者拿命换30万的“私心”有多么不堪，似乎未近情理。

有人说，这封遗书投射出了当下孱弱的医患信任关系。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信任，患者才会对一场普通手术的风险无限放大，直至关乎生死。同样是缺乏基本的信任，让患者对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后的维权，都成为放不下的“身后事”。而现实中，无论手术失败的原因如何，也不论是否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生失职，一旦患者手术死亡，医院便不得不花钱买消停，也的确几成惯例。然而，信任缺失只是当前医患关系问题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将医生责任和医疗职业的客观风险分离开来。

医务工作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其未知数太多——对疾病的认识、病情变化、技术水平限制等等，因此绝大多数医疗事故并非医务人员主观造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来尽可能分化风险，医疗服务才不至于动辄陷入医患冲突的困境中。

医疗纠纷在国外也并不少见，但为什么少见医闹呢？市场化社会，化解风险最直截了当的正是保险。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强制投保措施。当发生纠纷时，为了及时理清责任，保险公司会聘请法律、医疗等专业人员介入调查，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诉讼外解决纷争的作用。强制要求执业医生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既是转移医生的风险，也是保证患者利益受损时能通过有效途径得到赔偿。同时，医疗责任险更是一种约束，医院或者医生，如果与病人纠纷不断，事故频发，不仅病人不来，保险公司也不会与之合作。

近两年，保险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立足长远，纷纷将在医疗领域的发展纳入了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除了大力推进医责险外，有的保险公司还投资控股了大型综合医院，设立医疗产业基金，持续深入开展医疗责任保险服务模式的创新。

但是，尽管如此，医责险这一旨在保护医院和医生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鲜花和掌声。一方面，“理赔程序繁琐、手续多、耗时太久”是很多医院对医责险的评价；另一方面，目前医责险赔付率比较高，医疗机构相关成本负担与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也产生了矛盾。

从医疗机构的角度看，目前医责险仍然是给予患者、医生和医院三方的一份保障，建立健全医责险制度，的确可以在分担医务人员执业风险、降低医疗纠纷调处成本以及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积极推进是必然选择。医责险在国外也是缓解医患矛盾的“利器”。从保险公司的角度讲，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医疗机构的合作，从内部着手提高风险管理和保险服务水平，建立从医院到患者、从责任到意外，涵盖医师执业责任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全方位保险保障体系，多层次分散和化解医疗风险，有利于推动医疗领域保险的发展。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