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是医生永远关注的话题。今年3月，广东出台新政，医师多点执业不再需要经过第一执业机构审核同意，事先向第一执业地点机构书面打个招呼即可。6月8日，《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在未来3年内，深圳将有近3万医生与编制脱钩。面对一系列给医生“松绑”的利好新政，医生是如何行动的？他们是否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敢于吃螃蟹的人的突破

如今，广东出台新政已有近半年。除私人医生工作室，广东还出现了反向多点执业模式。放眼全国，医生集团、医生联盟等模式均成为医生多点执业的新探索。

在广州珠江新城一家民营健康体检机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外科专家林锋教授握着从东莞赶来的患者的手，耐心嘱咐了好几句。

自5月“林锋胃肠肿瘤私人医生工作室”挂牌以来，林锋早已适应了这种工作日晚上加班加点，甚至要牺牲周末来多点执业的节奏。“当医生，不来这儿出诊，也要去讲课，或者出去做手术，也可能是开学术会议。”林锋笑言，他头痛的是即使一小时掰成两小时用，预约的病人还是看不过来。

4月中下旬，林锋等人开医生工作室的消息传出，在省内甚至全国引起轰动。林锋和与他同时开私人医生工作室的中山六院医生谢汝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张子谦，还被称为率先尝鲜的“岭南三剑客”。

几个月过去，林锋的私人医生工作室每周至少有6名患者预约咨询。他会根据患者的病情，提供最少半小时的咨询服务，一旦需要手术，便将病人引流至其第一执业点中山六院。

林锋介绍，目前看来，大部分患者都需要手术。这些患者被导入到第一执业点中山六院后，他会亲自带团队为其手术，完成诊疗的全过程。

林锋这种在多点执业的同时，又让有需要的患者回流的方式得到业界人士“点赞”。有专家评价，这种方式既能使第一执业医院的病人不至于因私人工作室成立而过多流失，也通过个人品牌的打造使医生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6月14日，暨南大学附属穗华口腔医院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广东首家“民办公营”模式的医院。该院采用“反向注册多点执业”的方式，即将部分原本注册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教授，执业变更注册到暨南大学附属穗华口腔医院，而与原医院的关系则变成了“多点执业”。

据媒体报道，第一执业点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针灸专家袁青教授。在新政出台前，他就已在一些公立医院多点执业。新政出台后，他又增加了广州益寿医院的执业点，这也是他首次在民营医疗机构执业。

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认为，私人医生工作室敢于冲出公立医院强大的磁场，重塑个人品牌，这对重建中国医生的社会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多点执业为何叫好不叫座？

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的限制，大型综合医院的专家可到基层医院、民办医院坐诊，不仅让基层患者就近得到高质量的诊疗，医生也拓宽了医疗收入来源，既实现自我价值，又得到社会认可，长久以来背负的“以药养医”、“灰色收入”的诟病也将得到扭转。

今年以来，虽然湖南、广西等地均全面放开医生多点执业，鼓励医生有序流动，但医生多点执业仍叫好不叫座。

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一些院长仅仅从本院的短期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不少医院将医生当作是医院的私有财产，并将医生“圈养”起来。廖新波直言，这种“占有欲”对学科带头人表现得更甚。“他们是医院争抢的对象。如果申请多点执业就可能被视为‘有二心’，第一执业单位给他的地位和重用程度也会受到影响。”

供职于广州一家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刘星宇（化名）吐露心声，政策“看上去很美”，但只要管理层态度不明朗，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你提出来，领导态度又比较暧昧，这是否会有‘后遗症’？比如，会不会影响晋升，进而影响福利待遇？谁都不好说。”

在国外，医生不属于任何单位，只要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就可自由选择执业地点。可在国内，执业医师必定供职于某家医院，而这家医院为其提供薪酬、福利和各种保险。如果这名医生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去外地执业，医院就会认为，我给你付了报酬，而你没来干活。单就这一点，医院势必会制定相应政策来限制医师多点执业。

多数专家都不愿到别的医院执业或自己开诊所。他们平时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医疗工作、接受绩效考核，同时还有大量的科研工作，因为多点执业而影响其在本院的发展，也是多数医生所不愿看到的。

“并非每个人都是林锋教授，有这个底气！”肖宁（化名）是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我们真心希望医生能流动起来”。

专家建议，医院甚至可以尝试，将医生多点执业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纳入到绩效考核中，对医生在本院的工作及院外的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这样才能消除医生多点执业的后顾之忧。通过多点执业，大医院也将从中获益：不仅能实现患者的分流，还能最大限度推广医院的品牌技术和专家优势。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