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是这两年市场上喊的十分火热的词。许多有远见的商家都看好其发展前景，甚至有医界人士期待它发挥鲶鱼作用，带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变革。但是，互联网医疗的深入发展明显受到了现行政策的制约，难以发力。好的发展时机不容错过，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正需要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尚属初级阶段，但足以让我们体会到它的价值。从预约、挂号、收费平台到远程医疗，再到可穿戴设备和移动APP和电子健康档案，医疗模式、患者的就医习惯，患者、医生以及医疗机构间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而且，一些有有创新意识的医生已经加入到这些新的市场当中。一旦政策为互联网医疗打开闸口，现有医疗资源的服务能力和效率将成倍提高。

互联网医疗的政策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医保。

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与传统医疗服务行业无二，在于人才。如果没有自由执业的优质医疗资源加入，再灵活多变的新兴业态也只会沦为空壳。而如果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的规范透明的医生收入分配机制，医务人员也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而，现有政策尚未为医生投身互联网医疗打开窗口。有调查显示，仅大陆的医生中，60％的医生对线上诊疗持认可态度，而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分别有91％和86％的医生认为线上医疗平台及工具可以改善诊断治疗过程。而在具体诊疗过程中，采用线上平台的中国大陆地区医生则更少，仅为48％，使用移动APP辅助诊疗仅有19％。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家对于互联网医疗的支持热度不够，就拿远程医疗来讲，现有远程医疗的政策，还局限于传统医疗机构之间。此外，医务人员从事远程医疗活动的合法性也颇具争议。

2014年，卫计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指出，“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并且“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这一文件明确禁止医生自主进行远程医疗，将医生从事远程医疗的权限收归其所服务的机构。这一规定根源于《执业医师法》。根据《执业医师法》，医师只能在注册医疗机构开展执业活动，医疗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医师并不具备独立、自由的执业权利。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医生和患者越来越多能够越过医疗机构实体进行直接联系。这种实质上的个人行动和名义上医生从属于医疗机构的关系将产生越来越深的矛盾。先不谈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生本身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的问题。在现有人事制度下，医生作为公立医院的职工，通过新型服务模式和业态获取的收入并不被现有体制承认，甚至违背现行法律和行政规定。这极大影响了优质医疗资源流动到这一领域的积极性。而继续参与其中的医生则不得不面对违法违规行医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面，医保偿付机制阻碍了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许多机会，例如，对于民营医院，互联网医疗很难申请到医保。而且，医保支付方式不是按照医生的价值和医疗效果衡量，而是按照“计件”的方式来衡量。

从长远看，互联网医疗的充分发展会显著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减缓医疗成本的增长速度、改进医疗服务质量。所以，政府需要对其给予更多的支持，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入手。

第一，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薪酬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消医务人员的国有事业编制身份，实现医生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切断其收入与公务员薪酬体系的联动关系，促成医务人员收入的阳光化、透明化，进而促成改革成功、产业发展。此外，公立医院实施法人化改革，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废除公立医院院长的行政级别和国家干部身份，公立医院院长走向专业化、职业化。

第二，修改《执业医师法》，取消对医生执业的限制，明确规定凡是有合法执业资格证书的医生，可以自主开办诊所或提供线上医疗服务，无需审批，只需在卫生监管部门备案即可。

第三，废止区域卫生规划，废止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位置、规模和数量的限制，让民营医疗机构投资者自主选择执业地点、执业方式和机构规模，增加医生执业场所的选择。支持建立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线上医疗机构，同样，也应该放开支撑线上医疗服务发展的线下新型医疗服务组织和机构的发展。

同时，对医疗保险体制进行相应改革，以配合和促进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医保经办部门应该通过尽快引入医保医师制度助推医生自由执业，使得医生不必再依靠公立医疗机构身份获取医保资格，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民营医疗机构乃至线上机构，利用包括互联网医疗在内的新型医疗服务组织的竞争和分流能力，形成充分竞争、分工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应使社会医保对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凡拥有合法医疗执业资质的各类医疗机构同等获得社会医保定点资格。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