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盛产高考状元，但一直低产诺奖。中国大陆目前仅两人获得诺贝尔奖，莫言似乎是自学成才，而且一时间还曾不被中国人认可；屠呦呦获奖，也是有着不好的小插曲在里面。近年来，日本虽然经济上举步履维艰，但其诺奖依然保持着平均每年一位的高产量，令偌大的中国汗颜。日本何以取得“井喷”式成就？

诞生其中三分之一诺奖的日本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表示，中国和日本都要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成果和只重视能实用化的研究，而应对做基础研究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困境进行支援。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则很怀念那个“研究者们满含热情埋头研究的时代”。

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为高产诺奖的基础

谈起21世纪后日本诺奖获得者突然增多的原因，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说：“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研究。在这二三十年间，这些研究的成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原因是从那个年代开始，日本着手打造能够孕育出这些诺奖级研究的科研环境，其中包括对很多富有独创性研究的研究者的大范围支援。”多位诺奖得主也表示，获奖离不开科研经费的支持。201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自1982年始共获得17.8亿日元研究经费。

在战后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促进科研的政策，并加大经费的投入。自1995年开始，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日本每五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如今已是第五期（2016年-2020年）。第五期的目标是政府民间合计投入科研经费占GDP比为4%以上。在2001年第二期中，日本制定了“50年间，诺贝尔获奖者30人”的计划，现在此目标已完成过半。

但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下行，泡沫崩溃，对科研的经费支援已经明显下降，但日本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在3.0%以上，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学风开明、自由为高产诺奖的重要因素

二战结束之前，日本在本土内一共设立了七所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这七所帝国大学二战后被改造成了以研究为主的国立综合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名古屋大学教师中“科研至上”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而且，名古屋大学还是日本最年轻的帝国大学，它的创立要比第一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晚六十多年。为了同老牌帝国大学竞争，名古屋大学教师的晋升相对比较快，以致该校教授和副教授大都比较年轻，学术风气也更为开明、自由与民主。名古屋大学副校长渡边芳人在200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并且，导师的开明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名古屋大学的开明、自由与民主还体现在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上。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原本毕业于京都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他决定离开京都大学但尚未找到去处之际，两位名古屋大学的教授热情地将其邀请到自己所在大学担任有机化学讲座的副教授并任讲座负责人。当时野依在学术界并不出名，刊发其不对称合成研究成果的杂志影响力也不高。但是名古屋大学依然肯定了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和能力，并破格录用了他。

诺奖获得者对未来的期望：不可忽视基础学科

虽然名古屋大学提倡“产学官联动”，但松尾清一校长也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只有实用性的研究，诺贝尔奖方面尤其如此。基础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自由地进行独创性地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出和诺贝尔奖相关的惊人发现。避免一味地追求短期成果和只重视能实用化的研究，而是对做基础研究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困境进行支援，这一点我想是中国和日本都要注意的。今年获奖的大隅良典教授也这样认为。”

我国科研投入不断增加 不只要数量 还要“诺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GDP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成长而来的是对科研投入的增强，自2006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后，中国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据《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占GDP之比首次突破2%。除了科研经费的增长，中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也在逐年攀升。

但是我们希望，当中国跻身于创新型国家行列之后，不只是要论文数量，还要出现更多的诺奖，别让我们中国与仅一海之隔的日本相比太过于相形见绌。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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