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精神病强制收治程序仍然存在某些缺陷，因此，在精神病病人的收治方面，就出现了一些侵犯精神病病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如果把精神健康的公民当作精神病病人对待，并且强制收治的话，就会触及非法拘禁等法律问题。对此，医院难咎其责。下面这个案例中的医院存在哪些问题，请您和我们一同分析——

案例再现

邹某一家六口，家境优裕。2005年，她的父亲不幸得了肺癌。他们家是传统的客家人，为了给父亲冲喜，匆匆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并闪电结婚。但是，由于双方太缺乏了解，这段婚姻并不幸福。随着一个月后邹某父亲的过世，他们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后来，她与前夫离婚，获得30万赔偿。从此，家人矛盾四起，纠纷不断，最终上演了一出闹剧。

2006年10月21日，哥哥伙同七、八个壮汉，强行给邹某注射了镇静药，带到广州市某心理医院。医院经过初步诊断，认为邹某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但是，在医院将其收治之前，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家人将她化名为“韩丽”，为其办理了入院手续，并与医院达成协议：除邹母、大姐和二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来医院探望邹某。医院方面派出专人，对邹某实施24小时监管，并没收了邹某的手机。

邹某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后，医生强行给她注射镇静剂，遭到了邹某的反抗。邹某的主管医生对她说：“给你选择，要么你自觉，要么就强制！”这样，在入院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邹某就被连续两次强行注射了镇静剂，致使她昏睡了三天三夜。邹某醒来时，头晕眼花，浑身无力，护士又要求她立即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邹某向护士询问自己被抓进来的原因，为什么强迫她服药……护士不耐烦地说：“你不吃药，我叫保安来，他们人强马壮，可没有我那么好商量，你自己可要想清楚了。”

刚到这所心理医院时，邹某借用一位病友家属的手机，向自己的律师求救。律师闻讯赶到后，拿出授权委托书，要求见邹某。医院开始否认收治邹某的事实，随后，律师向广州某区派出所报警，警察到来之后，医院才承认收治了邹某，但警察以医患纠纷为由，表示警方不方便介入太多。“先后几次报警，都是这样的结果。”邹某的律师对警方的不作为表示失望。

执著的律师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守了一夜，这所医院的副院长见状，对律师说：“被关进来的人，都无行为能力，邹某所作出的委托书是无效的。什么律师，我们根本不必理会，我们医院就听从家属的指示。”律师则坚持认为：邹某委托律师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恰恰是她神志清晰、具有行为能力的最好证据。

情急之下，邹某的律师向媒体求助，事情才有了转机。五天后，医院建议邹某的家属接其出院。

2006年10月26日，邹某终于跟着家人出院了，但是却没有回到家里，而是被送进另一所卫生系统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中山某医院，在这里，她又被“软禁”了三个月，作为“精神病病人”在医院强行接受治疗长达三个月零五天。从医院出来后，她又被“软禁”在深圳的家中。

由于长期被隔离在精神病医院，邹某对家人彻底失去了信任。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义，再把她“抓”回去。原本很独立的一个人，在出院后的半年时间里，不敢一个人独处，只有在别人陪同的情况下，才敢走出家门。晚上睡觉很不踏实，常常被噩梦惊醒。

待情绪渐渐稳定后，邹某找准机会从家逃出。离家后的第一天，她写了一份声明，宣布和家人脱离关系。

邹某在家父去世、本人离婚、被当作“精神病病人”强行治疗等一系列打击之后，选择出家为尼，希望用宗教的力量，平复这段惨痛的经历。

邹某所遭受的打击过于强烈，心灵的伤害难以平复，她实在无法忍受家人的做法，于是，将母亲、二哥和广州某心理医院，一并告上了法庭。2009年3月的一天，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邹某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三方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万元，并赔礼道歉，消除因强行送其进精神病医院给她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

邹某的家人称：由于父亲的离世和婚姻的失败，邹某近来行为失常，曾有8次自杀行为，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邹某的说法是：母亲是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想强占她的30万钱财，于是一家人合谋，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

而精神病医院在收治邹某的时候，正是采信了她家人的说法。医院至今也不相信金钱动机一说，在他们看来，“二三十万在深圳算啥钱！邹某的家境不错，哥哥、姐姐都是公务员，犯不着为这点钱把妹妹送进精神病医院。医院不是民政部门，也没有义务去了解家庭纠纷的原委”。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医院终成了被告。

医院存在哪些问题？

第一，没有书面凭证作为收治病人合理性的证据。

医院在听到亲属对病人的口头描述后，就将其收治入院。虽然院方辩称他们进行了诊断，认为邹某患有精神病，出于保护精神病病人的利益，才予以收治。但是，医院对此却没有书面记录。

第二，医院医生的某些说法于法无据，甚至违反法律规定。

医院的副院长对律师说：“被关进来的人，都无行为能力，邹某所作出的委托书是无效的。什么律师，我们根本不必理会，我们医院就听从家属的指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应该由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经过法院审理后才能认定。也就是说，医院所做出的医学建议，是医院单方面的说法，缺乏法律评价和法律依据，实际上，医院根本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有法院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宣告。

第三，程序缺乏质疑、申辩等权利救济和纠错机制。

法律专家建议

（1）强行收治应该由谁决定？

专家认为，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决定主体，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不仅便于明确法律责任，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审查。如果被送治人对决定不服，有权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2）强行收治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专家认为，强制收治的条件，应该从严，而不是从宽，这样可以杜绝滥用精神病强制治疗手段，争夺其财产，更可以杜绝将其作为实施报复和陷害的手法。

实践过程中，必须掌握好强制住院治疗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就医护人员来讲，在对精神病病人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时，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1）法定原则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依据法律。强制收治，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实施。

（2）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精神障碍者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必须以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为原则，这是临床医生在实施诊疗行为时，必须坚守的原则。

（3）适当比例原则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所以，为了防止精神病患者妨害他人的权利，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特定情形下，需要对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权予以限制，即：予以强制收治。然而，法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并不是随意的，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在强制收治精神病患者的过程中，必须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公共利益与人身自由之间，做出均衡的选择，绝不可以不择手段地追求目的的实现。如果精神病病人对自己或他人没有危险性，任何单位或组织，都没有权利强制其住院治疗，否则，就侵犯了他人的治疗权和住院权等合法权益，而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伦理专家认为，这家心理医院应该针对邹某受到伤害的具体事实，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并给予邹某经济上的赔偿，还要向其公开道歉，承认错误。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