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安乐死的话题长久不衰。在某种意义上，安乐死能否被视为无奈的“善举”？在“情”与“法”的撞击中，医生该何去何从？如果家属请求医生协助安乐死，医生如何抉择？以下这个案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示。

案例再现

夏某是一名普通妇女，育有1 子3 女。她一生困苦，本想安度晚年，却被医院诊断出患了肝硬化，已经出现肝腹水，卧床不起。

夏某从来不到医院看病，以至于对自己的病情和严重程度一概不知。直到其病情越来越重，身体极度消瘦、腹胀伴严重腹水，全身皮肤发黄，甚至几次出现昏迷，才被孩子们送到医院，但这时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到了医院，医生根据夏某的症状和体征，马上做出诊断：肝硬化晚期，肝性脑病，渗出性溃疡并压疮……入院当日，医院就给夏某的家人发了病危通知书，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进行抢救。在医生给夏某用药之后，她的症状稍有缓解，但仍感到疼痛难忍，痛不欲生。由于多年病痛的折磨，入院时的夏某骨瘦如柴，常年卧病在床，致使她的后背长满了压疮，并且已经开始腐烂，稍微翻动一下，就感到疼痛难忍；腹部的腹水增加很快，每天肚子胀得厉害，动弹不得，十分难受。眼看着每天要花掉很多医药费，而自己的病情并无根本改变，夏某痛不欲生，几次要拿裤带把自己勒死……子女们看着妈妈经历的难以忍受的疼痛，听着妈妈撕心裂肺的叫喊，他们请求医生给妈妈用一些止痛药。于是，医生每天给夏某注射10 毫克安定，以使她的病痛能够得到一些缓解。住院几天后，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夏某已经开始认不清人了，家人们从她含糊不清的发音中，还能辨别出是在叨念老三王某的名字。

一日，王某和他的妹妹向主管医生蒲某询问其母亲的病情，蒲某说，你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不要抱任何希望了，并向他们介绍了国外实行“安乐死”的一些情况。

一天上午，院长查房时见此情况，深感同情。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起身往外走，并对门口的医务人员说：“要是在国外的话，倒是有安乐死，这样，病人的痛苦会少一些。”他的声音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

“安乐死？能让我妈安乐死吗？这样可以少让她受点罪。”王某觉得为母亲实施“安乐死”，也许这是他唯一可以为母亲尽的一点孝心了。

“这可是在中国，咱们这儿不允许。”院长一口回绝王某的请求，语气特别坚决。

刚到了母亲的病房门口，王某就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疼死我了，让我死吧……”他的心如刀割一般。

母亲的惨叫声让王某和姐妹们下了决心：争取让母亲安乐死。于是，他和小妹妹找到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主任、主管医生蒲某，请求给他母亲实施安乐死。

“在咱们中国可没这个先例，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开始时蒲医生态度明确。但禁不住王某和妹妹反复央求、痛哭流涕，蒲医生说：“那好吧。你们先给病人办理出院手续。”

夏某出院后，蒲医生给夏某开了100 毫克复方氯丙嗪。他在处方的上方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并让王某也在处方上签了字。王某在签字的时候，心里非常难受，手都在发抖……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护士长接到处方后，一面指示当班护士不能打，一面找蒲某说：“这个医嘱不能执行！”蒲某看到护士长当着患者家属的面如此让他下不来台，有些被激怒了，便强令在该院的实习生蔡某给夏某注射。蔡某借排空气之机，将部分药水推到地面上，实际推入夏某体内的复方氯丙嗪只有75 毫克。当日下午1时至3时，王某和他的妹妹见到母亲未死，两次跑去医生办公室，找到值班医生李某，李某到病房看了夏某之后，按蒲某的医嘱，又开了100 毫克复方氯丙嗪，由值班护士给夏某注射。夏某在6月29日凌晨5时死去。其后，她的四名子女将其安葬。

夏某死后，王某的大姐、二姐为了让医院赔偿其母的医疗费用和安葬费用，找到了院长，院长让她们向检察机关控告。

姐妹俩向市公安局、检察院控告蒲某故意杀人。市公安局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医生李某、王某及其妹4 人收容审查。王某的两个姐姐见其弟和其妹被公安机关收审，颇感后悔，多次要求撤诉，但公安和检察机关以此案属于公诉案件为由，予以拒绝。同年底，公安机关对4名被告人解除收审，转为取保候审。

次年3月31日，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夏某的死因作了鉴定，鉴定认为：夏某的死因与病变本身和复方氯丙嗪的作用，两者兼有，其中复方氯丙嗪更快地促进了病人的死亡。市公安局据此鉴定，对蒲某、王某等4 人以故意杀人罪向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市检察院于同年9月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王某批准逮捕，并于案发后第二年2月8日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另外两人则免予起诉。

市人民法院于案发后第四年3月15日至17日公开审理了此案。一审开庭审理后，最高人民法院于案发后第五年2月28日批复省高院：“你院请示的蒲某、王某故意杀人一案，经高法讨论认为：‘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就本案的具体情节，不提‘安乐死’问题，可以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对蒲、王的行为不作犯罪处理。”

案发后第五年4月6日，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宣告蒲某、王某两被告的行为“属于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故意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宣告蒲某、王某二人无罪”。市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两被告不构成犯罪提起抗诉；蒲某和王某则对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不服，提起上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案发后第六年3月25日二审裁定：驳回市人民检察院和蒲某、王某的上诉；维持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专家观点

法学专家认为，医生的行为存有不妥之处，他在没有法律明文授权的情况下，出于对病人及病人家属的人道主义怜悯之心，而实施了我国目前法律所不许可的行为——安乐死。

尽管此案中，夏某的主要死亡原因为肝性脑病，“氯丙嗪”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促进死亡，并非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蒲某医生为夏某开的“100 毫克复方氯丙嗪”的处方以及在处方上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的措辞，却能够清楚地表明该医生具有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行为的主观故意。而且，在护士长接到处方，指示当班护士不能打的时候，蒲某强令在该院的实习生蔡某给夏某注射……这些细节表明，本案中的医生蒲某，出于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情与怜悯，为患者夏某实施了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安乐死行为，并最终促进了患者的死亡。只是鉴于该案件中夏某病情的特殊性，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尚未达到刑法上构成犯罪的标准，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很显然，蒲某医生的行为已经具有违法性。换句话说，本案中蒲某医生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对于医生应该“依法行医”的要求，法院的判决是妥当的。

尽管关于安乐死立法的讨论正在各个领域深入进行，但我国目前尚未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也就是说，安乐死在我国仍然是非法的。在法律正式出台承认安乐死行为的合法性之前，不管医务人员出于什么考虑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也不论该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签署了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实施安乐死时履行了哪些严格手续，都属于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着法律的制裁。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情与理、情与法的冲突中，如何坚守医生的边界，做到既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又不能跨越道德、法律的边界，这是医务工作者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伦理专家认为，安乐死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目前在我国法制建设尚需完善的情况下，不宜广泛推行这一观念。同时，只有在人们的认识水平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以后，安乐死才可能立法，也只有立了法，才可能真正实行开来。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